每个人心中都供着一个西藏？
■关山远
笔者近日驱车从四川沿318国道进藏,一路极美也极险,印象最深刻的是,路上车流如织,几乎可以看到全国所有地方的车牌,也能看到各种车型——从数百万的越野豪车到几万块的低档小车,另一道风景是骑行一族,骑着自行车翻越一座又一座大山,像一颗颗微尘般,却强悍地坚持在地形复杂多变的青藏高原边缘,与烈日、骤雨、疲惫、高原反应以及狂野的大车抗衡,令人动容。
这些年来,“西藏热”一直很热,因此还有人曾调侃说,当今新四大俗是:城里开咖啡馆、辞职去西藏、丽江开客栈、骑行318。至少两个与西藏有关。
流行总有原因,而去西藏,超越了寻常意义的流行,更多呈现为一种精神渴求。西藏,为何能够成为当今无数人的精神家园?
一
说起西藏,很多人心驰神往。但若问一句:为什么要去西藏?很多人不知如何回答。这不是一个太好回答的问题。
是为了去看风景?是为了不走寻常路?还是为了朋友聚会时给自己增添一段炫耀的经历?或许最一致的回答是:通过去西藏的形式来关照自己的心灵。但为什么关照心灵要选择西藏呢?因为西藏有没有杂质的蓝天白云、再差的手机也能拍出明信片效果?还是因为西藏节奏缓慢、人有信仰?或者,就因为西藏很遥远?
人们总是不大珍惜太容易的获得,人们需要一种仪式感很强的行为,来让自己的心灵平静——去西藏是一种很好的选择,路途遥远艰险,还有高原反应,更重要的彼处是迥异于内地的人物风景,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能让人有从平庸生活中抽身出来的强烈感受了——一种既是源于自我又是来自他人的感受。
人们总是对现状不满,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他们厌烦办公室政治、快节奏生活,厌烦堵车、噪声、空气污染、琐碎的忙碌与冷漠的人际关系,他们想逃离,哪怕是暂时的,让绷得紧紧的自我,能够放松一下。西藏是个很好的选择,放松了,满血复活,再回来继续原来的生活。
正因为这种对西藏的想象,俨然已成一种文化,市场广阔,这些年来,各种关于藏地旅行的书籍热销,网上也尽是种种攻略,带一本仓央嘉措的诗集,已成了许多人进藏的标配,还有人编了所谓“西藏旅行,在拉萨必做的九件事”,这九件事是:1、对陌生人微笑；2、在大昭寺门前晒太阳；3、带一块神山或圣湖中的石头回家(不要拿玛尼石)；4、献一次哈达；5、听一次诵歌；6、在甜茶馆里喝一杯甜茶；7、望着天空的云朵发呆；8、与藏族人一起磕一次长头；9、带着感恩的心对身边人说一次,扎西德勒。
都程序化了,很无趣是不是,但这类文字还是很有市场,也真的有人照着去做。
其实不管怎么样,这种为了自己的精神需求去折腾,在粗糙的生活中能够有热泪盈眶的时刻,都是值得尊重的——虽然很多人只是一种“叶公好西藏”式的故事。
二
1939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给一年前建成、专供美国总统休闲避暑的“卡托克廷山庄”改了个很诗意的名字,叫“香格里拉”。一直到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以他最疼爱的孙子戴维的名字命名了这块度假胜地,于是此处才改名为“戴维营”,一直叫到今天。
对于世外桃源、精神家园的追求,古往今来,人们总是孜孜不倦。在很多很多年前,西藏还远不是人们想去的地方时,中国人心里供着一个“桃花源”,又过了很多年,西方人心中供着一个“香格里拉”。
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出版了著名的小说《失去的地平线》,罗斯福总统后来肯定读过。因为这本书为英语词汇创造了“世外桃源”一词,即香格里拉(Shangri——la)。
《消失的地平线》最初是作为一本探险小说推出的,但令出版商和作者本人始料不及的是,此书立刻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并很快畅销世界,从此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寻找理想王国香格里拉的热潮,足足持续了半个世纪。
这本书堪称《桃花源记》的西方版,说的是20世纪30年代,四名西方人闯入了神秘的中国藏区,经历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这里有神圣的雪山,幽深的峡谷,飞舞的瀑布,被森林环绕的宁静的湖泊,徜徉在美丽草原上的成群的牛羊,净如明镜的天空,金碧辉煌的庙宇,这些都有着让人窒息的美丽。纯洁、好客的人们热情欢迎着远道而来的客人。这里的山民都十分长寿,许多超过了百岁仍显得年轻。
在书中,香格里拉被描绘成一个理想社会,这里居住着以藏民族为主的数千居民,居民的信仰和习俗不相同,有儒、道、佛等教派,但彼此团结友爱,幸福安康。在香格里拉的所有领域,在处理各教教派、各民族、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都守着“适度”的美德。认为人的行为有过度、不及和适度三种状态,过度和不及是罪恶的根源,只有适度是完美的。这使得香格里拉社会祥和安宁。
这本书出版时,正值世界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一年,一战的疮口尚未愈合,二战的凶兆业已初现,纳粹领导人希特勒这一年成为德国总理,欧洲战争阴影如黑云压城,人们在苦闷与惶惑中,如此美好的香格里拉,当然魅力无穷。
跟《桃花源记》一样,进入香格里拉是命运的安排,一旦离开,就再也无法回去了。小说中,有着18岁美貌容颜的香格里拉居民罗珍姑娘,爱上了男主人公康威的助手马林逊,三人跟着送货的马帮脚夫一起逃出了香格里拉。但离开秘境之后,马林逊不知所踪,罗珍迅速老去,她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将受伤的康威送到重庆一家教会医院。在医院,康威失去了记忆,而罗珍姑娘成了医生眼中“见过的最老的女人”,很快死去。
小说的结尾,康威坐船回英国途中,在听肖邦的钢琴演奏曲时恢复了记忆。这时,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悲哀。一种“宇宙的,遥远而非个人的悲哀”。当天夜里,他便独自一人悄然离去,不知去向。他会返回香格里拉吗?他还能再次寻找到香格里拉的入口吗?这些都留给读者去想象了。
这处神秘的难以找寻的理想天堂,虚幻迷离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地平线上游荡了整整半个多世纪,无数人在细细研读这本书,想找到密码或者线索,来寻找香格里拉的地理位置,尤其是残酷的二战之后,人们更将香格里拉看作人类最后传续文明的“方舟”。后来描写人类毁灭的电影《2012》,将方舟所在地放在中国藏区,无疑有这个情结。
三
“生活在别处”,这是很多人的梦想——虽然这梦想是那么的不靠谱。
在巴黎大学的墙壁上,就刷着“生活在别处”这一行字,米兰·昆德拉的同名小说,把这句话进行了最有效的推广,但其实他不是原创,版权属于一个名叫阿瑟·兰波的法国诗人。
今天来看诗人兰波的经历,完全就是“生活在别处”的故事。其实很多人都有一颗等待离开的心,但像兰波那般迫切并付诸实践的,并不多。
兰波生于法国北部小城查维勒,这是一个贫瘠而荒凉又充满着资产阶庸俗趣味的小城,他对自己出生的这座城市充满敌意,曾写下这样的文字:“我的故城是外省城市中最愚昧的城市”,“我惶惑,痛苦,狂躁,痴愚,神魂颠倒；我希望沐浴阳光,无休无止地漫步、憩息、旅游、冒险,最后浪迹天涯……”兰波的童年很压抑,母亲离异后性格变得专断、刻薄,对他管束极严,频频家暴,从小兰波就始终“渴望远方”,在少年时代曾离家出走过,并被当作流窜少年关入拘留所,17岁时,他如愿以偿离开家乡到了巴黎,开始了他“生活在别处”的生涯。
他过的是一种癫狂的流浪生活,在巴黎,他成功地让有同性恋倾向的巴黎浪子魏尔仑抛弃了怀有身孕的美貌妻子,与他一起私奔到比利时,然后又到伦敦,日子穷困潦倒,但诗歌创作却进入了一个高潮期。
与魏尔仑闹翻后,1875年,21岁的兰波开始了流浪生涯,当过马戏团翻译、食品商经纪人、雇佣兵、武器贩子、咖啡出口商、摄影记者、勘探队员……悲哀的是,“生活在别处”的兰波随着时间流逝,变换着各种身份,但不再写诗了。一篇题为《生活在别处——兰波印象》的文章中写道:“兰波在流浪生涯中体验到的并不是‘生活在别处’的奇异感与令人欣往的诗意,而更多的恰是生活的贫穷与平庸。他领略到异地的风情的同时,却为了基本的生存忍受了巨大的平庸、琐碎。更重要的是,诗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的反差面前,已不是痛苦了,而更多的是一种麻木。在非洲大漠的他写信回家向母亲索要的是如何做一个工匠之类的书,因为要养活自己,却只字不提诗歌,或许这时‘诗歌’已经是他倍觉伤感的字眼了……”
兰波的诗主要写于19岁之前,今天读他的诗,仍然感到震撼,不愧有“被缪斯的手指触碰过的孩子”之美誉,他16岁写出《奥菲莉亚》,充满想象,他带友人进行神秘之旅,前往一个神秘国度,那里居住着魔法师、仙人、神、天使和精灵——他梦想的别处。
但兰波后来放弃了诗歌,他甚至每当谈及诗歌,他就会称之为荒谬或恶心。在贫困面前,他没有办法,债主们追逼着他,他只有一次次出逃,直至成为他所不喜欢的自己为止——商人,他自己曾经最鄙视的职业,一个翩翩少年,变成一个面容严峻的中年男人。他长年在非洲做军火生意,富贵险中求,一次次挫折后,发了一笔大财,但此时他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
兰波死时,年仅37岁,他因为膝盖上的肿瘤不得不回法国做截肢手术,临终前由姐姐照顾着,他知道自己活着的时间不久了,希望能够死在埃塞俄比亚,因为曾在那里找到过宁静。但他未能如愿,临终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法国邮船公司的经理说的:“告诉我,什么时候才能把我送到码头……”
许多年后,米兰·昆德拉将兰波的诗句“生活在别处”当成了自己的小说题目,他也是一个“生活在别处”的人,他的名言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不是存在,而是不能成为自我。”
但生活在别处,就能成为自我吗?至少对兰波来说,他的经历,是一种否认。
物质与精神,想象与现实,初衷与结果,过去与今天……是冷酷的对比。
四
在进藏路上,笔者总会想起一个人和他写的书:陈渠珍,《艽野尘梦》。此人,此书,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奇人、奇书。
《艽野尘梦》写于1936年,书中所记为清末民初藏地之事,作者陈渠珍时任清军军官,率部自川入藏,走的基本上是今天的318国道,当然,那时连一公里现成的公路都没有,陈渠珍虽然行伍出身,但文笔很好:
“自成都四日而至雅州,风景与内地同,自是以后,气象迎殊,山岭陡峻,鸟道羊肠,险同剑阁,而荒过之。沿途居民寥寥。师行于七月,时方盛暑。身着单服,犹汗流不止。过雅州,则凉似深秋,均着夹衣。愈西愈冷,须着西藏毪子衣矣。过大相、飞越诸岭,皆重峰叠嶂,高峻极天,俯视白云,盘旋足下。大相岭,相传为诸葛武侯所开凿,故名。经虎耳崖陡壁悬崖,危坡一线；俯视河水如带,清碧异常,波涛汹涌,骇目惊心。道宽不及三尺,壁如刀削。余所乘马,购自成都,良骥也,至是遍身汗流,鞭策不进。盖内地之马,至此亦不堪矣。行六日军泸定桥,为入藏必经之道,即大渡河下流也。夹岸居民六七百户,河宽七十余丈,下临洪流,其深百丈,奔腾澎湃,声震山谷。以指粗铁链七根,凌空架设,上覆薄板,人行其上,咸惴惴焉有戒心……”
陈渠珍完整记述了自己从成都出发的经历,文笔细腻,书中提到成都、昌都、江达、工布、波密、鲁朗、青海无人区、通天河、柴达木、丹噶尔厅、兰州、西安等处,几乎每处都有山水风光和人文习俗的描述,难怪著名藏学家任乃强读后评价说:“但觉其人奇、事奇、文奇,既奇且实,实而复娓娓动人,一切为康藏诸游记最。”
今天很多人把《艽野尘梦》当作一部痛彻心扉的爱情小说,是因为书中描写藏女西原,催人泪下--陈渠珍率部驻藏时,娶一藏族女子西原,两人初见时,他27岁,西原16岁,为他表演马上拔竿,一个军阀与一个藏女的爱情故事由此开始,后来两人成亲,他写道,西原“靓衣明眸,别饶风致。余亦甚爱之”,两人过得很幸福,西原帮他更好地融入了当地。但随即武昌起义爆发,驻藏清军哗变,陈渠珍决心东归,他不知道西原会不会跟他一起走,给她留了纸条,相约山下相见,在寒风中,她如约而至。
陈渠珍带领百余人于辛亥年十一月间从工布江达出发,北上青海,却走入了无人的绝域,一行人餐风宿雪,日有死亡,待到第二年六月获救时,只活下来七人。一路上,西原生死与共。获救后过西安,西原不幸染上天花,一病不起,终于一天,她眶中噙着泪对他说自己梦见母亲喂糖水给自己喝,按照西藏的风俗,梦见这一情景,必死无疑。夜里,朦胧中他被唤醒,听见她泣声道:“西原万里从君,相期终始,不图病入膏肓,中道永诀。然君幸获济,我死亦瞑目矣。今家书旦晚可至,愿君归途珍重。”留下遗言,香消玉殒。
这本小书,也到了结尾的时候:他葬完西原,“入室,觉伊不见。室冷帏空,天胡不吊,厄我至此,又不禁仰天长号,泪尽声嘶也。余述至此,肝肠寸断矣。余书亦从此辍笔矣”。
后来陈渠珍回到湘西老家,继续从军,奋斗成了“湘西王”,并将西原的遗骨从西安迁葬在自己老家凤凰古城陈氏祖茔。他招了一个著名的秘书,名叫沈从文。在沈从文回忆中,这位手握重权的“湘西王”,与一般军阀大不一般,自律,爱读书,而且不近女色,“年近40也不讨姨太太”。
在他心中,供着一个永远不会再回来的西藏女子,以及对她的穷尽终生的思念。
笔者在西原的故乡西藏林芝的尼洋河畔,看到了西原和陈渠珍并肩携手的雕塑,陈渠珍手扶刀柄,英气勃勃,西原一身藏服,含羞带笑。但两人神情,总是透着一丝忧伤。时光无法化开的忧伤。
五
若干年前,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叫作《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人们唱着这首歌的时候,西藏还没这么热。
当如今涌向西藏的人多如过河之鲫时,去西藏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去西藏净化自我,成为一种时尚。但一趟西藏之行,就能真的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真的能够净化自我吗?看到318国道两旁绵延不绝的垃圾,看到狂野的火药味十足的司机,看到景区仍然的争吵与喧嚣……你会发现,自我净化,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到西藏。
歌曲《香格里拉》这么唱道:“你在我的心中,我在你的梦里,香格里拉,你是我灵魂的家园……”是的,当灵魂无处安放的时候,人们总寄希望于“他处”,甚至臆造一个“他处”,来作灵魂的家园。
行文至此,笔者不由想起1936年写作《艽野尘梦》时的陈渠珍,当时他被软禁于长沙,失去了“湘西王”的权力。什么都没有了,除了回忆。他用拿惯了枪的手,开始动笔写下自己年轻时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他的西藏记忆。
他会心静如水吗,还是热泪滴在纸上,与墨洇开?
如今,人们涌往西藏,拍下各种照片,若干年后,人生或大起大落,或按部就班,或水到渠成,到时翻出西藏照片,是心静如水,还是突然会眼眶一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