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黔地标”：一所名校和一座小城的抗战情缘

　　75年前，为躲避战火，浙江大学西迁至贵州湄潭，为闭塞的小城掀起进步的浪潮，写就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75年后，当湄潭绿茶在浙江大学香飘四溢，双方的情缘徐徐展开，一种精神穿越时空、辉映未来。

　　8月的午后，骄阳似火，湄潭文庙响起的浙江大学校歌打破了这座小城的静谧。今年暑假，9名浙大新生重走西迁路，来到湄潭进行暑期社会实践，这次活动，他们称为“寻根之旅”。这首跨别75年再次在湄潭唱响的校歌仿佛又将我们带回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弥漫我国半壁河山，地处东部沦陷区的浙江大学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怀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理想，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终于，1939年，一封来自湄潭的书信让竺可桢敲定了浙大的校址。

　　竺可桢校长从广西到重庆开会之际，考察贵州是否可迁。时任县长叫严溥泉通过书信联系竺校长欢迎他的到来。来到了湄潭考察严溥泉县长组织了21个团队欢迎。竺校长对湄潭的感觉：民风淳朴、官绅开明、物产丰富，增强了竺校长来湄潭的信心。

　　1940年初，浙江大学近千名师生搬迁到湄潭，浙大迁入后，让这座闭塞的小县城一下子热闹起来，然而一座小城要容纳下一所千人大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绅士有钱的家庭的有好房的腾好房子、再有就是工厂、还有老百姓的房产、党部的办公室、庙宇都让出来，一共调了252间房子全部腾出来。一个小县城里面有大学，大学里面就是一座小县城。

　　因为战时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像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这样的教授，都要依靠养羊来勉强维持生计，被戏称为“羊倌”教授。一间小破屋，一盏桐油灯，几台简陋的仪器设备，浙大的师生们从未停止过上课和研究。湄江粼粼柔波的抚慰，茶乡烹煮的佳茗润泽了浙大人的灵感。1941年10月，王淦昌的学术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在美国发表，被国际物理学界称为1942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当时和王淦昌一样，随浙大西迁云集湄潭的一大批著名学者，都在科研方面取得累累硕果，发表论文数以百计。这些成绩，让英国科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直呼惊奇。

　　李约瑟到湄潭考察浙大以后,回去在他的官方杂志上发表了在西南有浙江大学在这里潜心的教学，然后他就把浙大誉为“东方的剑桥”。

　　在遵义、湄潭办学7年，浙大从一所不知名的大学，一跃成为全国四大名校之一。学校规模由抗战西迁前3个学院16个学系，发展到6个学院25个系。7年时间，也让湄潭这座偏远小城，在浙大的影响下风气渐开。为了让当地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竺可桢和严溥泉创办了浙大附中，老师全部由浙江大学毕业的学生担任。同时，浙大师生还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给湄潭农民。黄正义说，如今名扬全国的湄潭翠芽就与浙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浙大的农学院来它们习惯于研究的是西湖龙井，所以说就把西湖龙井的传统工艺传授就形成了湄潭龙井，建国以后改为了湄潭翠芽。实际上就是湄潭翠芽的前身是湄潭龙井，湄潭龙井和西湖龙井就是姊妹茶。

　　1946年5月，浙大师生东归杭州故里。离别之际，湄潭老百姓与浙大师生依依惜别。中国杰出的数学家苏步青，一生没有写过回忆录，但在他87岁时，他用擅长的古体诗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平生最是难忘处，扬子湄潭浙水边。”

　　历史的车轮碾过岁月，现在的湄潭街道繁华，商铺、楼宇林立，与多数中国县城无异，但纵贯小城的求是路、浙大路、可桢路刻烙着历史的印记。2009年，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湄潭办学70周年纪念活动在湄潭举行。在浙大西迁陈列馆，一群耄耋老人颤颤巍巍地跪在文庙前。每当回想这个场景，浙大西迁陈列馆讲解员阴利君都会红了眼眶。

　　当时的几十位校友来到了文庙前面大成殿空地的位置，领队的有一位校友就说：‘校友我们来跪拜湄潭人民吧，为了感谢湄潭人民对我们前辈的养育之恩哪！’当时所有的人就跪在那里深深的磕了三个响头，所有的人都哭了。自从那一次以后，每一年也有不同的校友来，他们来到湄潭、来到文庙，就在那个大成殿前面跪着磕头，这种感情也是很深厚的。

　　留得他年寻旧梦，随百鸟，到湄江。每年暑假，浙江大学支教团的学生都会到湄潭支教，“让新的浙大人服务第二故乡”早已成为浙大人的一种惯例。朗朗书声传出，一所大学和一座小城的故事，还在继续。

　　在浙大的每一个学生都很感谢湄潭这边，浙大当年没有被日军的炮火给打散，都是湄潭的人民帮助浙大，现在浙大想到要把自己这份感恩之心回报给湄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