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倾其所有——大后方四川人民的抗战精神
新华网成都９月２日新媒体专电（记者童方）为了给前方将士捐粮，他们吃苕藤树叶；为了抢运物资，他们在日机轰炸下触地爬行；为了修建机场，他们肉破血流；为了补充兵源，数万青年弃笔从戎……这就是抗战中的四川人民。他们在八年抗战的烽火硝烟里，为国倾其所有，与全国军民共同谱写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英雄史诗。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是大后方的主要基地，也是日军大轰炸的重点区域。日军幻想摧毁后方人民意志，迫使中国人放弃抵抗。在饱受战争苦痛的日子里，四川人民仍然坚持生产，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日本投降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８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文章里提到，四川人民在八年抗战中，“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吃苕藤树叶为前方捐粮
抗战时期的四川，人口骤增，积粮耗尽，农村青壮年又大多参军离乡，百姓生活日益艰难。然而，为了支援抗战，不少四川百姓忍饥挨饿，积极交粮交税，负担起前线抗日将士和大后方民众口粮供应的重任。
据《抗战史论集》一书中介绍，四川送到前线的粮食，粒粒皆血汗。很多农民把白花花的粮食交出去支持抗战，自己吃的却是苕藤树叶，甚至观音土。正如一位四川老农所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无粮吃不饱，虽有命也不能拼，只要能打胜仗，我们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
据统计，从１９４１年征收实物起至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四川共出粮１０２３８万市石，占当时全国征收粮食总额的三分之一。同时，各种税收、捐献，其最大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抗战期中全国财政支出为１４６４０余亿元，四川负担４４００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
触地爬行运物资
１９３８年以来，华北、华南大片地区逐渐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全国交通形势发生变化。西部山高路远，铁路不通，公路简陋，航空尚未发展成熟，大量的抗战物资、人员的运输多依赖于长江水道，川江航道成为民族生命大动脉。在这条大通道上，广大四川船工不避艰险，舍生忘死地参加战时抢运工作，上演了一幕幕悲壮慷慨的历史活剧。
入川全是逆水行舟，船工们全靠手足触地拉纤爬行，还要冒着日机狂轰滥炸的巨大危险。１９３８年１月，集中在武汉的４１家民营工厂迁重庆时，川江水浅轮船过不去，全用木船８５０只。要过７２处险滩，船工们千辛万苦拉纤爬行，把机器物资运送到重庆。
其中最知名的民生公司，为了抢运物资和人员，在日机的轰炸和扫射下，有１１６名职工殉难，６１人伤残。
１９３９年９月５日的《新华日报》报道，１９３９年，曾有１３３０名川江水手，给国民参政会写信说：“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对于战时的交通，曾尽了和正尽着最大的努力。输送杀敌壮丁，抢救生产器材，护送伤兵和遇难同胞等，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不如说是为了争取抗日的胜利。”
据当时交通方面的统计，１９４４年川江木船达１６４３６艘，广布四川省各水运航线，载重量达２６６６００吨，在抢运物资，疏散人口，运转人民生活必需品等方面，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和贡献。
从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２年，运送川军到抗日前线达２００多万人，运送政府入川物品４０万吨以上，抢运兵工器材物资近１７万吨，军用辎重２６万吨，民营内迁企业设备９万吨。运送难民、伤兵、流亡师生、公务人员共１６万余人。
肉破血流修机场
１９４３年秋，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美国以大量空军支援中国，缘于“持续大规模的对日空袭，只能由中国的空军基地来执行”，选定在大后方的成都地区，修建一批轰炸机场和驱逐机场，以便美国飞机能起飞去轰炸日本本土。
因此，修建这批飞机场就成为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业最紧急的任务。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国民党当局决定在成都地区修建新津、邛崃、彭山、广汉四个轰炸机机场，扩建或新建成都凤凰山、太平寺、温江（黄田坝）、德阳、华阳等五个驱逐机机场。因为时间紧迫，工程浩大，先后动员了１５０余万四川民工，日夜抢修。
新津机场是美军当时现代化设备机场，是Ｂ－２９型轰炸机的主要基地，Ｂ－２９型轰炸机号称超级空中堡垒，是专为轰炸日本设计的。仅跑道就比一般机场要大大加宽加长，工程质量要求也十分严格。
这次扩建抢修，紧急动员了华阳、崇庆、大邑等２２县的民工，共计２０余万人参加。修机场所需石方，全靠民工肩挑手扛。肩挑时间过久，常常出现双肩红肿以致肉破血流。土方工程同样艰巨，全部土方在１００万立方米以上，挖土工具是锄头，运输仍靠扁担、撮箕等原始工具。
民工们听说机场是供美国飞机起飞轰炸日本的，非常振奋，他们说战士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在后方流汗修建军用机场，是应尽的责任。仅参加修建机场的郫县民工就达一万二千多人，他们工作热情很高，成绩十分显著，但工程时间紧，劳动强度大，生活又艰苦，两个月内先后死亡２７人，伤残４人。
四大机场先后完工后，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６日，美军空中堡垒Ｂ－２９轰炸机，首次从成都地区起飞，轰炸日本八幡的制铁炼钢基地，使日本遭受巨大损失和打击。随机美国记者罗伯特盛赞中国民工：“人力之大，为二千年前修筑长城以来的仅见”，“所有之机场均有若干层（石基），由中国农民双手造成。”
一寸河山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军
１９４３年以后，中国兵源逐渐枯竭，国民政府开始鼓励青年从军，并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这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便是发轫于四川绵阳三台县。
《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一书中记载，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四川省军管区参谋长徐思平由成都赶至绵阳市三台县，向搬迁至三台县的东北大学学生做征召讲演，除了该校学生，听讲的还有国立第十八中学、省立潼川中学、三台县中师生和各界人士，共２８００余人……礼堂挤不下，伫立窗外听讲的人太多，途为之塞。
当晚虽大雨滂沱，听众仍坚持到１０时以后，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当场报名从军者竟达３０４人，女生林霖等３０余人也申请从军。因《兵役法》规定女子无兵役义务，徐思平婉谢。女生们气得当场痛哭，质问：“爱国不分男女，女子何以不能参加抗战，共同杀敌？”
林霖等女生此后又送上请缨呈文：“生等虽为女子，语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奈规章有限……愿效花木兰、梁红玉从军杀敌……以赤胆白骨换取新中华自由之花！”
自三台县学生们踊跃从军后，全川以至全国学生报名服役者风起云涌。经体检合格者，仅三台一县即有大、中学生２１３名。
１１月下旬，徐思平返回成都，开始对青年从军运动进行广泛宣传，收效显著。四川、光华、华西、燕京、金陵、齐鲁各大学校长也协助宣传，鼓励学生自动参加，其中川大、光大两校应征者各达百人，占数最多。成都市各中学都有学生参加。
重庆国立政治大学石板古道有几处学生壁报，张贴了几份当时《大公报》社论，题目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文章非常动人，不少同学为之激昂流涕。宣传从军的标语到处出现：“你平时常说爱国，现在正是证明的时候了！”“人品的高低，就在此时判断！”有同学甚至画出更激烈的宣传画：一只又肥又大的臭虫躲在被褥下。画上题字是：“臭虫最会躲在温暖舒适的地方……”
政治大学只是一个缩影，成都的川大，重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交大、复旦等大学都是这种情况。已定婚期的毅然推迟婚期，免征的独子坚决参军……
征集的人员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大学教授、机关公务员。知识青年从军，全国共登记约１５万人，四川就有４万以上，居全国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