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传奇：让敌酋胆战心惊的抗战义士

　　新华网北京９月２日新媒体专电（记者闫祥岭）９３岁高龄的叶于良老人，面容慈祥，谈起往事，已很平淡－－虽然他的往事那么传奇。

　　这位老人，正是日伪统治北平时期，令日伪高层闻风丧胆的“抗日杀奸团”行动组核心成员之一。生于１９２２年的叶于良，在１９３９年加入抗日杀奸团时，还是志成中学的一名学生。

　　１９３７年夏天，叶于良和家人去南京过暑假，期间“七七事变”爆发，他辗转福州等地才回到北平。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让他更坚定了抗日报国的决心。叶于良告诉记者，社会上的抗日氛围很浓，在福州期间，学校每天下午放学后都有军事训练课，上历史、地理课的时候，老师们讲日本正在侵略中国，音乐课学的是抗日歌曲，体育课也是锻炼身体准备抗日，“当时大家都有一个目标，中国必须要抗日，不能当亡国奴。”

　　回到北平后，叶于良抗日的决心愈发坚定。“经一个亲戚介绍，我在１９３９年暑假期间，加入了北平抗日杀奸团，由负责人李振英和我单线联系。”叶于良说，当时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互相都不熟悉，自己只是知道李振英是大一学生，后来才知道是北大的。

　　叶于良说，刚入团时，李振英教自己怎么用枪、怎么刺探情报，“后来看我态度坚决，就让我加入了行动组，差不多五个人左右，成为真正拿枪的刺客了”。短短的时间里，北平抗日杀奸团就针对日伪高层发动了多起刺杀行动，伪教育总署、伪商会、伪工务局、伪建设总署、伪报社等众多日伪机构高层成为刺杀对象，在北平掀起轩然大波。

　　让叶于良感到遗憾的，是刺杀川岛芳子没有成功。“有一天李振英找到我，说要趁着川岛芳子在新新大戏院包场过生日的机会，将其刺杀。”叶于良告诉记者，他和李振英两人买了一楼前排的票，回头就可以看到楼上的情况，“当时川岛芳子包了楼上的场，下面还是可以买票进入的。”

　　叶于良向记者陈述，当天的戏很有名，是言菊朋父女同台演出。进场后，两人回头看了一下，楼上还是空的。戏开锣后，听到二楼有声音，两人看到川岛芳子女扮男装，在中间坐下开始听戏了。“那时候不能刺杀，因为楼上楼下的人都特别多，我们计划等她出来，在路上对她采取行动。”出乎意料的是，没过多长时间，戏还没结束，两人又听到楼上有声音，回头一看，上面的人已经下楼。“我们俩起身就追，追出门外时，川岛芳子等人已经上了汽车”。因为叶于良等人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无法追上。“很遗憾啊！”叶于良叹道。

　　年轻学生为主体的抗日杀奸团，策划了多次针对日军高层的刺杀行动。叶于良说：“我们精心策划，准备刺杀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为了实现目标，抗日杀奸团专门从河南运来４枚威力较大的手榴弹，并学会了使用方法。“我们无法得到日军司令部内部的情报，就在街上找机会，因为那个日本司令官出门的时候，街上就会戒严。”

　　经过仔细侦查，抗日杀奸团了解到，日军司令官一般是从西苑机场下飞机，经西直门，到达铁狮子胡同。“我们都见过他的车队，这个路线一般都是固定的。”叶于良说：“车队组成一般为前面一辆日军军车，有机关枪，后面是三辆黄色的小轿车，其中一辆里面就坐着那个司令官。”按照计划，街道上不允许站人，李振英和叶于良两人在胡同口等着，车队一到，“就把４个手榴弹连续扔出去，一辆车扔一个，扔完就跑。”

　　遗憾的是，虽然计划已经做完，准备工作基本结束，但是还没开始行动，叶于良等人在１９４０年８月７日凌晨相继被捕。直到１９４５年９月３日才被释放。“被抓是个遗憾，但是即使在监狱里面，我们也一直坚信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叶于良说。

　　“我们当时都是年轻学生，很多人的家庭条件都很好，我考辅仁大学的时候，还在考场遇到了一个抗日杀奸团成员，后来才知道叫冯运修。”史料记载，冯运修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１９３７年加入抗日杀奸团。１９４０年８月８日在北平西四受壁胡同和日伪宪兵的枪战中受重伤牺牲。

　　北平沦陷后，城内抗战义士的刺杀行动此起彼伏，让敌酋胆战心惊。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８日，日本顾问山本荣治驱车前往煤渣胡同２０号日伪俱乐部时，途经米市大街（今东城区东单北大街）时，遭到抗日义士枪击，山本荣治重伤，一个月后毙命。河北遵化人麻景贤当时为国民党“军统”北平站行动人员，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２９日骑着自行车在东皇城根大街１４号（今地安门东大街８９号）成功刺杀日本天皇特使高月保和乘兼悦郎，１９４１年被捕后在天桥地区英勇就义，至今北京档案馆还保存着当时日伪警察局通缉“枪手”的相关文件。

　　叶于良出狱后，在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他和抗日杀奸团成员参加了太和殿举行的日军投降仪式。“我们没有刺杀成功日军司令官，但是我们参加了他的投降仪式。”叶于良告诉记者，当时自己刚从监狱里出来１个月零７天，头发都还没长出来多少，但是看到日军投降，自己很激动，“感觉冒着那么大的危险抗日杀奸，值了！”

　　这位走过传奇岁月的老人，正安享晚年，在中国迎来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他被北京市党史办评选为“京华英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