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擦亮历史，照亮未来

黎城：情系红色抗战文化70年

　　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是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抗大总校等重要机关曾长期在这里战斗。新时期，尽管黎城县可用财力居长治市倒数第一，但老区人民宁空钱袋不空脑袋，不仅重视红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更结合和平建设的实际，在工作中弘扬太行精神改善艰苦的自然条件，趟出一条致富路。

　　群众自发保护红色文化70年深情不减

　　据黎城县八路军文化研究会介绍，抗日战争时期，山西黎城县是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腹心，是唯一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持续执政的县。普查发现，除了新中国军工摇篮黄崖洞兵工厂、金融摇篮冀南银行外，全县160多个村留存重要抗战遗址500余处，涉及八路军总部直属的供给、医疗、军工、化工、金融等，原景呈现出一幅太行抗战的全景图。

　　黎城县扶贫办主任孙岩红介绍说，黎城现有贫困人口１.６万余人，是长治市8个非贫困县中贫困人数最多的。但几十年来，黎城群众并没有被贫穷吓倒，而是靠着对党的深情，继续谱写和传承着红色精神。

　　沿着蜿蜒的山路，经过路边一个个抗战纪念碑，半月谈记者来到宽璋村，这里是红色金融教育基地，最引人注目的是村头一个圆顶的烈士墓。3年前，三名村干部让出自家5亩土地，多方筹资建起了这座烈士墓，如今还欠下30万元债务。

　　“这个墓葬里能安放几十名烈士，现在里面埋了8名，都是从山崖里找见的。”村支书李联斌说，抗战时期村里曾发生过惨案，一些八路军战士遗骨还散落在野外山林，建这个陵园除了安葬烈士遗骨外，还想昭示后人不忘国耻。

　　抗战时期，中共北方局、晋冀豫区党委、抗大总校及一分校、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等先后在黎城县霞庄村驻扎。“去年我们筹资修建了北方局高干会议纪念广场，现在正在申请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资金，将有利于村内大量革命旧居和革命遗址的保护。”村委会主任李建华说。

　　在一些贫困村，抗战文化依旧搞得红红火火。走进西黄须村，满壁红色文化浮雕、军政委员会纪念堂、抗战纪念馆格外引人注目。村委会主任王显波说，在全体村民的支持下，村里把高速公路占地补偿款的一部分投入到红色文化建设中。“无论是王丕娥为邓小平补袜子这样的军民鱼水情，还是西黄须惨案，都不应该被遗忘。红色文化能教育下一代，增强村民凝聚力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在黎城县，有红色遗址的地方就有纪念设施，尽管有的很简陋，但同样闪烁着红色文化的光芒。２０１３年，黎城县启动了“红色百村保护工程”，通过干部、单位、企业包村，对重点红色文化遗址通过挂牌、立碑、建立小型纪念馆或展览室进行宣传保护。黎城县红色百村领导组副组长孙广兴介绍，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了160个村为重点村，目前已经实施了七八十个。

　　一贫如洗却为八路军保守秘密70年

　　5年前，全国革命遗址普查中，黎城县孔家峧村民郭海波凭借近千张“账单”和自家祖上的回忆，上报孔家峧为八路军总部，引起党史部门的关注。

　　近日，半月谈记者走进这处太行山深处的小村，三面环山，村落幽深，山石路被打磨得光滑圆润。郭海波家一贫如洗，但一走进西房，仿佛走进了一间小型历史陈列馆。墙壁上一张张泛黄的账单，记载着八路军相关部门征收或借入粮食的种类和数量。

　　“今收到孔家峧录豆（绿豆）三石九斗，3月7号，黄峪部”、“秋季屯粮：随校六十石，伦敦二十一石，决三子弟兵六石零八斗……”密密麻麻的账单里跳出“八路军吉峪部”、“襄防司令部”、“伦敦工厂”等八路军机关和企业代号，还有“联办”、“抗大学校”、“一二九师三旅”、“太行军区”等直接署名的名称。甚至在一些借、收据条子上，还盖着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门才有的菱形公章。

　　“为破译这些代号，我们曾三上北京请教老八路。”红色文学作家赵晚芹说，部分代号已经破译，如一二九师司令部代号为襄防司令部，冀南银行总行代号为伦敦，新华社代号为教导队等。但遗憾的是，仍有一些军政机构密码代号尚未破译。

　　长治市党史办征编一科科长宋河星说，郭海波家的账单是真实的，账单中的代号级别也比较高，涉及八路军总部直属单位。现存账单只剩下一小部分，如果全部账单都在的话，可以估算出当时粮草往来数量巨大。因此，孔家峧很可能是八路军的一个重要秘密机关。

　　原来，这些账单来源于郭海波的曾祖父郭建仁。1939年前，郭建仁加入我党秘密领导的曹庄编村牺盟会。抗战爆发后，他积极为八路军筹粮捐款，在1940年成为村长，并同几个村副密切配合，带领全村群众共同开展抗战工作，许多单据就是从那时被保留下来。

　　“这个秘密被太爷爷、爷爷保守了70年，替八路军保守秘密一直是我们家的光荣传统。”郭海波说，遗憾的是，现在家里保留下的账单只有原来的3%，绝大多数在“文革”时被烧掉了。他现在把秘密公布于众是希望用实物教育后人，将红色文化传承下去。

　　黎城县相关部门非常重视孔家峧的发现。黎城县八路军文化研究会和黎城县文广新局不仅对账单进行了拍照研究，还给他家送去１０个铁皮柜和７个展览柜。

　　目前，郭海波全家仅靠种植10余亩玉米为生，41岁的他再没有出去打工。“家里的这段历史把我留了下来，种地的钱除了供两个女儿读书，剩下的就自己买书研究。”他说。

　　70年传承太行精神为民造福

　　红色抗战文化为黎城留下了不朽的太行精神。习近平同志曾概括指出，太行精神的内涵是：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万众一心、敢于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奉献。在和平建设年代，黎城人民结合实际大力弘扬太行精神。黎城境内山高沟深，水源较缺，于是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创造了激励几代人的“勇进渠”精神。

　　原龙王庙乡党委书记孙广兴是一位当代太行精神的践行者。没有资金，他就以千亩松林作抵押，贷款１０万元，村干部自动募捐款物，最后成功打出深井，填补了山西省在石英砂岩地层打出甘泉的空白，龙王庙乡在２０００年告别了“无水区”的历史。

　　“风险虽大，但干这事没退路，因为全乡３０００余名老百姓喝的是露天储存的雨水。没水喝，整个乡就完了。”孙广兴说。如今，黎城县在水利上已经实现饮水吃水全覆盖、应急抗旱全覆盖、防灾减灾全覆盖、渠道设施全覆盖、所有有条件的农地全部灌溉的“五个全覆盖”目标。

　　在修路上，黎城人民在实践中创造了“资金不足精神补、机械不足力气补、水泥不足石头补”的“村村通精神”。黎城的村村通工程成为在省市乃至全国叫得响的工程。黎城县交通局办公室主任张立明介绍，当时修一公里路需要１５万元到２０万元，刚开始每公里政府仅补２万元。面对资金紧张、设备落后、修路材料短缺，干部群众纷纷义务投工，担水、锤石子、到河里运沙等。到２０１０年底，黎城２５０个村全部通了水泥路。

　　孙广兴说，传承和发扬太行精神永远在路上，太行精神也将永远激励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爱家园。

　　“二战镜鉴70年”

中国视野中的二战档案：尘封与解密

　　日军侵华反人类累累罪行、中国军民英勇抗日、中国和盟国肩并肩反法西斯作战、中国国际救助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随着我国近年来对二战档案的挖掘与利用，许多沉睡的历史真相和细节从尘封中苏醒。

　　20万抗战阵亡将士档案首次公开

　　2014年，中共党史出版社推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及其丛书，其中就包括《国民政府档案中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资料选编》3册，均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原始档案的汇编。

　　“民国档案是对民国时期历史最忠实的记录。”二档馆副馆长马振犊说，如何把这些档案有效利用起来，是档案工作者面临的课题。2013年，二档馆启动了“馆藏民国档案数字化工程”，对已完成数字化的档案全宗，采取了“边处理、边开放”的举措，以适应社会需求。该馆先后对社会开放已经完成数字化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农林部、社会部、国史馆、金陵大学、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等10个全宗8万余卷、近950万画幅的档案。

　　2015年5月中旬，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宣布，将公开20万“抗日阵亡将士名录”档案。这些名录来源于当年国民党军队在包括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等作战中将士阵亡后，部队向国民政府申请阵亡将士抚恤的申请表。申请表上有每一位阵亡人员的姓名、籍贯、职务、年龄、部队番号、阵亡地点、时间，以及家属、遗属情况等。

　　与此同时，为抢救海内外珍贵的二战档案，国家图书馆联合国内文献收藏单位，2012年启动“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据介绍，目前已征集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4.9万页、法庭证据2.8万页，日本二战罪行证据资料缩微胶卷2000余卷，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民国老照片2万余张等。

　　八路军新四军档案述说抗战细节

　　8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宣布启动整理并陆续公布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档案。这批珍贵档案不仅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也披露了国共合作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据介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档案，主要内容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通报战况文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八路军、新四军嘉奖、嘉勉电；第二战区、第三战区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辖区八路军、新四军战况文电；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历史照片。

　　以平型关大捷为例，此次公布了6方面相关档案：八路军进抵平型关的历史照片；平型关战斗主战场乔沟的历史照片；朱德、彭德怀通报八路军主力已集中冉庄附近准备袭击平型关之敌致蒋介石电（1937年9月23日）；朱德、彭德怀通报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歼敌战况致蒋介石电（1937年9月26日）；朱德、彭德怀通报平型关战斗所获敌作战计划及其被我军破坏情形致蒋介石电（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关于八路军平型关一战歼敌如麻、官兵用命、指挥得宜特予嘉勉致朱德、彭德怀电稿（1937年9月28日），称“有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指挥得宜。捷报南来，良深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为至盼”。

　　档案还披露了新四军取得苏南首次作战的胜利——韦岗战斗的详报和细节，包括新四军在皖南岩寺集中（1938年）的历史照片；叶挺、项英通报镇江一带敌寇分布及新四军陈支队破坏丹镇间公路情形致蒋介石电（1938年6月21日）；钱之光转报新四军陈支队在宁镇间下蜀车站、韦岗等地作战及受南京地区民众拥护情形致蒋介石呈（1938年6月22日）等。其中钱之光转报电文中提及“我军到达南京地区后民众极为兴奋，军行所至常有数百武装民众配合行动，抗敌情绪极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郭必强表示，这批珍贵档案的披露，从国民政府档案的视角，充分反映了国共合作关系和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在战略上呈现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关系，全面呈现中国抗战的史实。

　　档案揭露日军残暴兽行

　　在吉林省档案馆，10万余卷（件）日本侵华档案中记载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这些档案全部为日本人自己记载，90％为日文记载。

　　“从张鼓峰到东宁的国境线地下，还修筑了不逊于马其诺防线的重要要塞。”根据1940年《通信邮检月报（三月）》记载，珲春煤矿会社田中操三写给长野县半田彦七的信件中暴露了这处秘密工程的地点，让“东方马其诺防线”的位置为今人所知。但在当时严酷的邮政检查制度下，这封信的内容被禁止传送。

　　修筑这道防线，很多劳工惨遭残害。在当时，“招募”只是“奴役”劳工的一个幌子。“除了殴打就是辱骂……完全是乞丐一样的待遇”，东安工务区的张景春由于受不了非人待遇，写信告诉家人不要参加劳工募集。
1940年《通信邮检月报（五月）》中的一封信件写道：“藤田组的劳工在20日的时候有24人死亡。其他的部队劳工人员中每天也有一两个人死亡……所以狗或者是劳工如果得病的话也不会给（它）他们吃药，更不会带（它）他们去看医生。而且医生也绝对不会进行医治，所以当然会死去……”

　　慰安妇问题是日本一直矢口否认的战争罪行。但在档案中，这一罪行确凿无疑。1938年2月28日的《关于南京周边地区［治安恢复情况］的报告》记录了南京周边下关、镇江等9地7处设置慰安所的情况，记录了当地驻扎士兵人数、慰安所中的慰安妇人数、每名慰安妇对应的日军人数，以及每旬日军利用慰安所的情况。根据记载，该地区最多时１名慰安妇要被267名士兵“利用”，最少时1名慰安妇也要应对71名日军官兵。

　　在一些档案中，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程度让人吃惊。一份档案资料记录：“看着尸体浮浮沉沉，随着河水飘走，心情真好。”这是侵华日军永田部队村中荣在家书中的内容。这封家书还写道：“让他们围着池塘站立进行射杀，并把尸体投入池塘中，鲜血把池塘水染成鲜红色。在死人堆里游动的鲤鱼都翻白了肚，浮了上来。”

　　如今，包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伪满中央银行档案、唱片档案等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第七三一部队、劳工等主题的这批档案，随着翻译解读工作推进，令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条罪行铁证浮出水面。

　　海外档案史料为敌后抗战正名

　　敌后抗战近年来在互联网上屡屡遭受别有用心的非议。南京地方志办公室的研究人员胡卓然根据中日双方档案出版了《敌后传奇：中日稀见史料对照下的红色抗日传奇》，以近年来发掘的稀有中日史料和国内抗战史料为切入口，图文并茂，重新解读那些代代传颂的有关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民兵的敌后斗争传奇。

　　例如，在各种革命史教材中，地雷战、地道战和麻雀战这三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词语，常常是作为敌后游击战最主要的作战方式，并列被提起。那么，关于这三种游击战著名战法，在日本军队士兵的记载里是否又有我们不熟悉的内容呢？

　　日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第十二独立警备队的卫生曹长桑岛节郎在《华北战纪》（日本图书出版社，1978年）中叙述了日军遭遇到的“拉发地雷”战术：夜间，日军的讨伐队从宿营地出发开始行动被发现时，两三名奔跑迅速的民兵，会先行赶到日军进发的前方线路上等待机会。他们在路上埋设地雷并盖上伪装网，布置拉火索。他们的目标通常选择骑马的日军军官，为了一击必杀，他们借助遮蔽物在不过10米远的地方隐蔽。他们会在目标踏上地雷的一瞬间拉动雷绳，并在爆发的同时一跃而起，如脱兔一般逃走。由于他们熟悉地形，要想抓住他们实在并非易事。但是，这种任务，显然如果不是特别敏捷和矫健的人也无法完成。

　　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哈里逊·福尔曼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来华走访敌后抗日根据地。他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甚至称拉发地雷为“一种美妙的艺术”：每个地雷都用绳子作导火线，通向砖砌的地下保护管，连在一个简陋的“开关”上。这个“开关”或在农民家中，或在附近的岗哨。当敌人纵队踏进地雷区时，放哨的人就轻轻地拨动“开关”上的引线……《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里还记载了福尔曼了解的一位地雷战英雄的事迹：在晋察冀边区，最著名的地雷能手是一个叫李勇的年轻人。李勇是华北地雷战的天才。他只不过20来岁，但他对地雷战颇有经验。有一年冬天，日军进攻北岳区。在3个月的“扫荡”中，李勇指挥他的小队击毙和杀伤了364个日本鬼子和伪军，破坏了5辆军车。

　　类似档案的挖掘和研究成为一种新趋势。如平型关大捷有一个被长期忽视的战果：一次击毙日军2名中佐。利用日军史料的记录，能够确定被击毙的是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的情报参谋桥本顺正和日军第六兵站自动车队队长新庄淳。

　　从档案中挖掘盟国抗战“脐带”关系

　　谈到日军对盟军的罪行档案，一位美国研究者指出：“沈阳美军战俘的遭遇是二战中保持最久最完整的‘秘密’。”证据表明,出于国家利益,尽管“华盛顿知道这些事”,但还是要求获救的战俘保持沉默。

　　然而，随着近年来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文件的解密，这一“秘密”日益受到关注，一些国内学者根据这些解密档案，逐步挖掘整理出日军对盟军的罪行档案。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在近些年陆续公布的这部分解密文件中发现，有一部分是关于二战时日本设立的沈阳盟军战俘营“奉天俘虏收容所”的，其中有一份1943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作战命令书——“关总作命丙第九八号”，将沈阳盟军战俘营与当年第七三一部队相联系。这便产生了二战时日本可能对关押在沈阳盟军战俘营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法国6个国家的盟军战俘进行细菌实验这一问题。

　　除了呈现日军对盟军的罪行档案，中国和盟国并肩作战反法西斯的档案史料挖掘也成为热点。今年5月，工作人员在俄罗斯伊尔比特人文历史博物馆的库房中，翻找到一本被压在资料堆里的档案夹，里面不仅详细记载了苏联首位抗战烈士涅日丹诺夫的生平，还有4张照片展现了他从幼年到穿上戎装的多个瞬间。

　　此外，中国国际救助体现出来的高度人道主义精神的史料，如在上海救助犹太人、在沈阳帮助盟军战俘等档案资料也在陆续披露。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分子在欧洲疯狂迫害犹太人，从1933年至1941年，先后有数万名犹太人逃亡上海避难或寻求中转。犹太难民与同样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老百姓同甘共苦，结下深厚友谊。上海也因此得名为东方的“诺亚方舟”。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近期研究发现，当时犹太人进入中国、进入上海大致有两条线路，起初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航线，从海上到达东南亚，进入上海；另一条线路是穿过亚欧大陆，乘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地区进入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三省，再抵达上海。

　　长期以来，有关犹太难民来到上海的总人数一直没有确切定论。著名犹太史专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潘光最近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在中国和欧洲史学界，基本认可的、有名有姓的二战时期上海犹太难民在2万人左右。如今，被镌刻在铜墙上的“上海名单”，虽不是一份完整的名单，但足以警示世人。（半月谈记者 王新亚 王菲菲 张羽 王学涛 蒋芳 刘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