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小镇文学杂志的30年
这是一个平凡的故事。从1986年到2015年，一个江南小镇，一群热爱文学的人，一本默默办了30年的文学杂志：《梅泾文学》……
▲张治生把30年来的《梅泾文学》一本本排满长桌，刻上皱纹的手摩挲过32册杂志封面。
▲张治生近照。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摄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
1986年春,铺着青石板的江南小镇,卖药的、卖肉的、做日化品的、学校教书的、丝厂做工的、田里种地的……和一个卖过酱油的文化站干部,一起造了个梦,他们做了一本文学杂志。
30年后,69岁的张治生把一塑料袋“梦”一本本排满长桌,刻上皱纹的手摩挲过32册杂志封面。这世上也许只有他一个人,这样一期不落地拥有这32本厚薄不一的册子。他是在位最久的执行主编,在他之前是周敬文,在他之后是王立。
“这个美好的梦,居然做了快30年了,仍未醒来。”最新一期杂志的卷首语中,51岁的王立说,“有的人离开了,有的人去世了,但是,有的人始终沉迷在这个梦里。”
梦种下的地方叫濮院,浙江省嘉兴市桐乡所辖的一个小镇,古时曾被唤作“幽湖”“梅泾”。吴越在此分界,传说夫差、勾践在此路过,范蠡带着西施在这里吃过李子。
桐乡最著名的文人是乌镇的茅盾、木心和石门镇的丰子恺。至于濮院,知道它的大多是因为羊毛衫。市场经济浪潮里,这个远离草原的江南古镇成了全国最大的羊毛衫批发市场。
濮院不以文人闻名,但这里有一群热爱文学的人,还有一本默默办了30年的文学杂志:《梅泾文学》。
油墨味的日子
所有人都要提到周敬文,那个“为人特别特别好”的“老周”“敬文兄”“杭瓜儿”——杭州话里儿化音多,杭州人就被叫成“杭瓜儿”。
上世纪6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7岁的周敬文从杭州来濮院农村插队,六年后,知青返城,他没能回到家乡,成了桐乡烟糖商店里的一个店员,平日里的主要工作是卖酱油,内心里的理想工作是去文化馆做跟文学有关的事。
早在1980年代文学热潮来袭前,周敬文就爱写东西,他跟张治生结识,就是因为1966年村里征粮时,俩人都给宣传小报写了不少豆腐块。
1985年,37岁的周敬文等到了他等待多年的机会,濮院文化站缺一个员工,桐乡文化馆的领导问他,让你下去濮院你高兴吗?高兴!就这么着,这年春天,濮院镇文化站来了个新干部。
回濮院头一周,周敬文找老朋友带路,逐个儿拜访镇上的文学爱好者,有家住偏远村子的,他就蹬自行车找上门。“他说我到濮院文化站工作了,欢迎大家一起到文化站聚聚,多走一走。”王立回忆,从此,各行各业里的业余作者们结束单兵作战,有了根据地,开始一月一大聚、三天一小聚的热闹日子。
所有人都记得周敬文时期的老文化站,那是立在名叫“大街”的狭窄小巷里的两层老木屋。木地板踩上去嘎吱嘎吱地叫,屋里光线昏暗,有几书架旧书和七八十份报纸杂志,临窗一张长桌,边上几排带靠背的长条木凳,屋顶的老吊扇一开转就咕咕作响。
“条件简单,但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好极了。”王立记得镇里的文学青年们第一回在这里聚会,成立了濮院文学社,周敬文自己掏钱提回来两个西瓜,大家破开瓜,边吃边聊,场面热烈极了,“我们最基层的文学爱好者就是这么组织起来的。”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时的聚会。”濮院女作家董君莲当时在兵团丝厂工作,“白天上班,晚上我们自带杯子,自带茶叶,赶到文化站,雷打不动。有次停电,周老师就点了个马提灯。一到聚会,一屋子都是人。记得我们就是聊文章,有时候为几句话会争起来,但出了屋子就都好了,我很怀念那个团体。”
为鼓励大家创作,周敬文提出创办一份杂志,让濮院镇的文学爱好者有一个发表作品、互相交流的园地。1986年5月,第一期油印刊物《社员作品集》、也就是后来的《梅泾文学》诞生,从此,一年一期,偶有增刊,不曾中断。
20年后,周敬文仍清晰记得,为出这样一本杂志,濮院缝纫机零件厂的费师傅免费帮忙打字,后来桐乡三中文秘班的学生也加入进来,纸张得到镇工办一位叫于丽华的女士支持,油印机是濮院丝厂借的,缝零厂的苏惠民设计封面、在蜡纸上刻插图——直到1999年逝世,他一直用业余时间担任《梅泾文学》美编,全体文学社成员有的帮着校对、有的帮着刻印,有的帮着分页、装订、拿糨糊糊封面。
“没有任何报酬,完全是很草根的一群业余文学爱好者自发做出来的杂志,它是我们的骄傲。”董君莲说。每期《梅泾文学》她都会一字不落地读完,先读一遍自己的文章,再看好友们的作品,然后是其他人的。每次搬家,所有废旧刊物都可以丢掉,只有《梅泾文学》必须带走。当年,她也为出刊推过油墨滚筒,“我现在还记得油墨的味道,很香。”
1991年,周敬文上调到桐乡文化馆,担任《桐乡文艺》责编,后任桐乡市作协副主席。
2008年9月25日,周敬文因病逝世,临终前,他将历年发表的零散作品选编出版,书名为《散柳集》,这是这个与文学打了一辈子交道、给很多人编过稿子,被无数文学爱好者惦念、敬重的老作家一生出版的唯一一本个人作品。
“煤炉”不要“隐”
张治生伸出一根手指头指指天,晃了晃,“敬文在天之灵看到,会说你张治生不错,是个能托付的人。我写过一首小诗纪念他,说你先走好,未来我们到上面再清茶一杯,谈论文学,开怀大笑。”
张治生身材瘦削、嗓门响亮。自觉脾气不好、性子毛糙,他学习林则徐挂匾,把“止怒”两个大字贴在抬头就能看到的墙上,要求自己每日一阅。他其实是最念旧的人,身上的人造丝白衬衫,是1992年药店发的工作服,左胸处有洗到褪色的蓝字:“医药”,《梅泾文学》只有他一个人收藏了每一期,市图书馆都是管他要了两本才收齐整套。
1991年,周敬文调走前,把编《梅泾文学》的担子交给在药店给人抓药的张治生,他了解这个老朋友。他调走后,社会风气、文化氛围日新月异,张治生敢拍拍胸脯,说《梅泾文学》能坚持办下来,因为有我们。
桌面上一字摊开的32本杂志,透过封面能嗅到时代的变迁,从最初五期的手工油印,到1990年代初的铅字排版,再到1999年进正规印刷厂后的电脑排版、彩色照片……但时代的变迁远不只在封面上。
1990年代中期,文学结束了80年代的狂飙突进。用时任《人民文学》编辑的作家李敬泽的话,“80年代,人人以文学为荣,90年代,人人以埋汰文学为荣。”
濮院文化站搬了第三次家,“东搬来西搬去,在基层,文化不怎么受重视,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搞经济是挣钱,文化是什么?文化是花钱的哟。”张治生叹气。
1999年,《梅泾文学》转为电脑印刷,是得当时镇党委宣传委员看重,提议这份杂志以后由镇党委、镇政府来主办,文化站、文学社承办。这一年,《梅泾文学》第一次给作者发稿费,一篇文章20元。转过年这位委员调走,稿费又变回原来的牙膏和小毛巾。
文化站逐渐失去周敬文时期的热闹和清净,来的人少了,去旁边院子的人多了,旁边开了个整日砰砰响的舞厅,那几年,舞厅正走俏全国。
羊毛衫市场风起云涌,一批人下岗,一批人下海,一批人离开濮院,昔日的文学青年很多不再写作。
张治生一辈子没什么积蓄,他不会搞经济,也不愿搞。不在药店的时间,他愿花在读书写字和办一份文学杂志上。写稿的人少了,但热情不改、继续投稿的人总是有,每年杂志印出来,他一家家去送,别人是像过去那样仔细阅读还是转手扔垃圾箱,他不关心,“我们草根小人物,无所谓,说自我陶醉也好,自娱自乐也好,反正每年一本。”
2009年,当时的文化站站长高伟胜找到张治生和已接手主编工作的王立,说镇里决定停掉《梅泾文学》。
“其实从90年代就几次要砍掉它。”高伟胜说,“它是内刊,没有刊号,上面要求打击非法出版物,这算不算?但我们也很矛盾,总是打报告争取……没做文化工作以前,我真不知道这块儿工作这么难做。”
张治生坚决不答应,他念旧,“没有了我心痛,我搞了20多年我心痛!20年,从小孩子都长成小伙子了,砍掉太可惜。”
没几个人理解他的惋惜,这本没什么名气、没什么经费、采编全是业余人员的杂志,办起来除了花钱还能得到什么呢?但常年给《梅泾文学》供稿的老作者姚镌明理解。他跟张治生提议,干脆我们两个老头子出钱,一人一千块,继续办。张治生立马拍板,跑去告诉王立和高伟胜,上面不做没关系,他跟老姚要自己做杂志啦,哪怕只能出十几页的一本,也要一年做上一期。
高伟胜看了看,又去镇里争取,最后争取来两千块钱,让他们去搞。于是,有了2009和2010年,两期薄得仅有20页——也就是只有10张纸的《梅泾文学》,这两本薄薄的册子,让这本杂志度过了生死劫。
“好比生炉子,你可以少加点煤,但煤炉不要隐。”张治生说。“隐”是濮院土话“熄灭”的意思,“老百姓冬天生炉子,把风门留一道缝,这样,一块蜂窝煤就能烧上半天,慢慢烧,不热,但不熄灭。要是灭了,再把炉子生起来就很麻烦。这么一本杂志你要停很容易,恢复就难了,我们旁边几个镇,文学杂志停了之后,都再办不起来,他们的作者还比我们多。”
他补充说明为什么坚持做《梅泾文学》,“人总要有点小小的精神力量。现在趋势不好,给杂志写稿的总是几个老头子,后继有人得靠王立多培养我们濮院本镇的青年。”
梦想不灭
现在回想,1980年代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身体原因,王立读完小学就辍了学,17岁开始在日化厂工作。他爱读书,也爱自己写,报名参加函授班学习。1983年,远在吉林四平市一个叫陈滢的姑娘给他写信,说他文章里有个词用得不对。两个人开始书信往来,交流作品,谈论文学,慢慢有了感情。
1984年秋天,留着齐耳短发的陈滢从东北跑来濮院看望王立,小镇几乎轰动了。一个城市户口、窈窕年轻的女郎独自一人、不远千里跑到江南农村找从未谋面的“笔友”,且这个笔友家里挺穷,身体也不好……“很多人怀疑我是骗子,还有说我是女特务的。”陈滢哈哈笑。1985年底,她和王立结了婚。
那是人跟人纯粹起来几近透明的时代。王立原名王海坤,作家余华当时在海盐文化馆工作,有一次把他的散文推荐给《浙江工人报》,发表时用的“王立”的笔名,编辑还加了按语,说这个笔名的意思是要在人生道路上站立起来。王海坤从此用“王立”的名字来发表作品。
在濮院的写作者中,王立起点低,但勤奋得有如标杆,三十年下来,成绩也尤为突出。董君莲就带着点玩笑的语气,说王立总在埋头写,出了一本又一本书,催得别人也赶紧跟着跑起来。
《梅泾文学》到王立手中,有了新定位。时代毕竟变了,上世纪80年代,这本小册子是当地文学创作者的习作园地,今天,它得扮演另外一些角色。
2014年末出刊的第32期杂志,能清晰看出变化。小说不见了、诗歌少了,稿件可以划归两大类,一类围绕濮院的风土人情、陈年旧事,一类是中小学学生的手笔。
“老人写,孩子也写。年纪大的人,我请他们写濮院的回忆,比如濮院的老街老桥老习俗,这些事只有他们知道,写下来就留下一些属于濮院的文化记忆。再找学校老师帮忙搜集、推荐学生的文章,说不定有小孩子就因为文章发表培养出对文学的兴趣。一个是文化记忆,一个是文化新苗的园地,这就是这本杂志在今天的特色和意义。”
必须意识到挖掘文化的重要性,王立说,濮院曾有过辉煌一时的大户人家,坐拥豪屋无数,今天剩下什么呢?房子都没了,倒是文字记载传了下来。他问现在的老板们有多少比得上濮院的元代企业家濮鉴?他一个人为老百姓造了八所寺庙、好几座桥,还办学兴教。他又说,《梅泾文学》这么一本镇办文学刊物能办到30年,说明历任镇领导都比较重视文化,以后谁轻易把它断掉谁就是罪人。“文字比房子更长久,基层文化工作者要相信,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今时今日,热爱文学的人变少了吗?王立的回答是热爱文学的人始终都有。
他在《梅泾文学》创刊20周年特刊的编后记中写道:“一个梦想可以激励一生,一则稚拙的诗文可以放大我们的骄傲。我们在舞文弄墨的过程中,真切地感受着文学带给我们心灵上的慰藉、安详和幸福。即使物质再贫乏、环境再恶劣,我们依然痴心不改。”
一晃30年,人生有几个30年?对于《梅泾文学》的未来,王立相信会有更多人参与进来,而薪火相传,梦想不灭,始终会有人执着文学,爱好文学,让诗文温暖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