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件肚兜改变的大山女人
▲杨树祯在家里的小作坊干活。
摄影：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坤晟
黔东南苗族80 后杨树祯：曾打过工，也曾因花10块钱被家暴，靠传统手艺自立“觉醒”后做了很多人生中、也是村里“第一”的事情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坤晟 刘新华
向丈夫要10块钱赶集,对2001年的杨树祯是一道天大的难题。
刚生了大儿子的杨树祯,留老家看了两年孩子,生活顿时变得具体——在贵州黔东南向来以男性为天的大山里,女人地位本来就低。不外出务工自己挣钱,只能仰人鼻息。
去镇上赶集,跟在丈夫屁股后面的杨树祯想要10块钱零花。“我该不该买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对他说?开这个口,他会怎么看我?他今天心情好不好?”走一路想一路,战战兢兢。鼓起勇气开口,全看丈夫老李心情。杨树祯说,那年头夫妻俩为这10块钱大吵一架不在少数。
2012年,杨树祯在家里开起手工刺绣公司。三年下来,不论是阿里巴巴的网店,还是微信上的微店,连初一都没念完的杨树祯做得小有名气,本人还成了雷山县苗族妇女中自立自强的典型。
眼界开了,腰包鼓了,婆家人也随之改变了态度。虽然丈夫反对她抛头露面,夫妻俩有时仍闹得不太愉快,但前后日子一对比,32岁的杨树祯坚信一个道理,“女人不独立,日子难哦”。
来自肚兜的自信
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蒋金锐说,是一件肚兜改变了杨树祯。
2010年,杨树祯参加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基金项目下属的中国文化与发展伙伴关系框架项目,该项目意图通过文化商品让和杨树祯一样的少数民族妇女真正进入到现代社会。
少数民族传统刺绣工艺产品必然面向小众市场——蒋金锐断定,学员们真正要靠手工养活自己只能向城市小众市场的中高端看齐。
课堂上,蒋金锐悉心讲解欧美大牌的各种设计,让学员们跟上大山外面的流行趋势。她还拿出一件自己学生做的纱衣,让大伙儿猜价格。学员们不傻,蒋老师既然拿出来,纱衣价格不会太低。但好几万元的东西,杨树祯和同学们最高只猜到上千。在国家级贫困县雷山,一件苗族衣裳,最便宜几十块就能搞定。上万元的纱衣,对大山里的人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
蒋金锐帮着打了版型,杨树祯用大红色真丝面料做了一件有苗家特色的时尚肚兜。恰好赶上新疆工艺美术贸易展会,学员们把作品送去碰碰运气。
杨树祯制作的肚兜和几件小饰品很快以2000元的“天价”卖出。这是2014年雷山县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
杨树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交上这样的好运。“她就像换了一个人,比以前自信,说话做事都有了底气。她说婆婆对她刮目相看,态度好了许多。”蒋金锐回忆。
曾经的杨树祯平平无奇,甚至有些不争气——
作为一个80后,杨树祯吃不了在地里刨食的苦；母亲希望儿女多读书,这在当地苗寨是难得的开明,但她自己念到初一,数学考了30分,放弃；16岁那年,揣着母亲给她煮好的一袋鸡蛋跟着舅舅上了去东莞的大巴,又因没有技能,只能简单串串鞋带,拿一个月500元工资；后来和丈夫一起去过建筑工地,报酬挺高,但重体力活,她难以坚持下去。
一直高不成低不就地活着。2006年,杨树祯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回家待产的她看着两岁后就放在公公婆婆身边的大儿子跟自己不亲,杨树祯心里多了一根刺。她同丈夫商量干脆以后留在山里,没想到命运也出现了转机。
大山女人的觉醒
2008年初,一个叫“行动援助”的国际扶贫与发展机构在雷山开展了少数民族妇女能力建设综合发展项目,项目计划在每个村选一名妇女联络员。谨小慎微的山民没有出头的习惯,杨树祯也没有勇气。“开会的时候,我中途回家看了看孩子,她们就通知说选中了我。”杨树祯说。
当时的项目负责人张婷婷却不认为这是误打误撞的结果,“这个项目是妇女们发展的一次机会,山里的年轻妇女大多外出务工,像杨树祯这样年轻且识字的女性本来就不多,对项目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
持续4年参与项目的经历让杨树祯受益良多:活了20多年,也数次去广东的花花世界,但到这时候她才知道内衣内裤和别的衣服混在一起洗容易生病；搞明白了双击电脑鼠标不是用手去打；还学了粗浅的蜡染和苗绣技术。
更重要的是,作为排卡村仅次于村妇女主任的妇女工作领导,杨树祯锻炼了与人交往的能力。在广东打工时,唯一的一双鞋子破了洞,又没到发工资的日子,她每天从车间出来只会赶紧躲回宿舍。
当上联络员的杨树祯被志愿者要求组织姐妹们一起学习。“我们这里丈夫打老婆的现象很严重。大家一起讨论被丈夫欺负的问题,谁跟丈夫的关系处理得好,我们就记下来一起学习。”杨树祯说。
在学习中,山里的女人第一次知道这个国家有一部叫《妇女权益保护法》的法律:原来女人种地做家务和男人赚钱都是为家庭做贡献；来了例假应该拒绝和丈夫同房……
生男生女永远是山里的头等大事。前后生了两个儿子的杨树祯是村里人羡慕的对象。但在“行动援助”来村里之前,生女儿的女人是全村人看不起的“废物”。
“自己的婆婆也会骂,我家的母鸡不下蛋。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起去劝老人,到医院听医生的意见,这真不是女人的问题。女人何苦难为女人?”杨树祯叹了口气。
明白了法律和政策,男人打得狠了,女人们学会了回嘴:“再打就去告你。”男人大怒:“你是我花钱(指彩礼)买的。你怎么能这样?”女人说:“话不能这样说,我们是平等的。”
杨树祯特别感谢“行动援助”的帮助。有次老李和她闹离婚,她直接说:“可以。房子是婚后共同财产,我俩一人一半。你住你那间,我住我这间。孩子也一人一个。”老李嘴上不服,但也无可奈何。
作为村里妇女工作的活跃分子,当2010年蒋金锐参加的联合国项目来到雷山县时,杨树祯顺理成章地成为被通知上课的全县60名苗族妇女之一。张婷婷还记得杨树祯在“行动援助”做汇报的场景——这个肤色健康,身体健壮的苗族妇女在讲台上生涩地说:“我紧张得心都快跳出来了。以前从来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现在终于意识到只要有勇气和机会,是能够去做到的。”
现在,杨树祯很自豪地称自己拿过村里的三个第一:
有次,孩子生病,她拿着钱也没找到送她去县城的车,过了段时间,她成为村里第一个骑摩托车的女人；
2013年,因担心小儿子嬉水时的安全,她不顾村里的偏见,做了村里第一个下河游泳的女人；
至于,最终触网是因为她在手机上看见别人上网卖东西,反思自己为什么不可以。于是,她狠下心告别晚上的电视剧,在自学网找免费视频学习,硬生生给自己做了一家像模像样的网店。2014年,她成为全村第一个开网店的女人。
偷来的技艺
如果不是山里对女人太苛刻,杨树祯或许根本不会迈出经商的第一步。
结束外出打工生涯回家乡后,她在县城的一家茶叶公司安顿下来。但在外打工的丈夫听说村里有些杨树祯的风言风语,家里又是一阵暴风骤雨。杨树祯委屈地说:“我们这里的风气,像你和我今天在屋子里说这一下午,背后就有人说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关系。”2009年,杨树祯想,与其在公司和家里两头受气,不如租个门面做生意。
在2015年的初冬,杨树祯设在家里的小作坊已经有了四台缝纫机,一台包边机,一台刺绣车和一把电剪刀,加上客厅的电脑和打印机,在青山绿水、木屋竹梯的排卡村,屋内窗外,对比鲜明。
蒋金锐把杨树祯的成长当作自己在雷山的重要收获。但最初,杨树祯并不是最出色的学员。
课堂上的杨树祯既不活跃,苗绣技艺也无足称道。虽然后来杨树祯给自己的公司注册,突出她的技术传自母亲。但以蒋金锐北京服装学院原服装设计教研室主任的专业眼光看,2010年的杨树祯技术趋近于零——甚至不知道打板是做衣服的基本环节。
让蒋金锐印象深刻的是到了农忙时节,班上不少妇女自动请假,杨树祯没有缺课。“她想改变自己境遇的愿望非常强烈。”5年后,蒋金锐在北京三环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回忆。
“我不唱歌,不跳舞,只看最后。”杨树祯指着早年参加项目的集体合影中另一位妇女说,“当初,她们都看好这个人。她技术好,上课很活跃。我不跟她比,我只看最后。”
当年在工厂时,知道自己文化低,杨树祯就窝在宿舍里翻字典认字；课堂上不爱发言,下课后她一定找到老师交换联系方式,互加QQ、微信,保持联系,直到现在蒋金锐还在给她各种建议；一开始不会做衣服,她就自己买衣服,拆拆缝缝,缝缝拆拆；去附近的雷公山推销自己的手工艺品,第一天别人怀疑她是从义乌进口的小商品,第二天,她立马搬一个小板凳上山,现场操作,招徕人气。
有一次,半路学艺的杨树祯怎么也上不好衣领。她知道县城里有个同行会这门手艺,但人家开店做生意,径直上门去讨教,未必肯教。思来想去,杨树祯到人家的店里坐着拉了一天家常,眼睛直盯着对方的一双手不放。“我记得蒋老师讲过一句话:技术都是偷来的。回来做成了,我很高兴。”杨树祯说。
据她介绍,照片上那位曾经被老师们看好的妇女认为自己创业风险太大,最后选择在县城打工。
十年之约
2012年,杨树祯听同行说县里有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她感觉是个机会,大着胆子贷款5万元成立了现在的公司。有了前两次培训的积淀和几年的钻研,以前卖批发成衣的生意真正进化成自己纯手工制作的产品。
事业上了正轨,杨树祯感谢自己刚开门做生意时的第一台缝纫机,那是她唯一的嫁妆。早几年,夫妻俩手头没那么宽裕,丈夫老李总觉得嫁妆失了面子,抱怨“别人家的都是彩电冰箱”,杨树祯为此受了不少气。
刚生老大留家里看孩子那两年,做村支书的公公看小两口困难,有次主动给了杨树祯点钱。被丈夫知道后,认为妻子竟敢找老人要钱,不容分辩一顿老拳。
“她跟我说,丈夫老打她,她过得很痛苦。”蒋金锐说。
自从企业渐渐有了起色。杨树祯成了当地妇女自立自强的典型,不仅连任了村里的妇女主任,还入了党。
“(爱人)对我重视多了。常常打电话,关心我去哪儿。现在他怕我跑了。”杨树祯说着有些解气。
现在烦心的倒成了老李:妻子赚钱是好,但一个女人抛头露面,村里风言风语,说着真不好听。夫妻俩拍桌子,摔手机,老李甚至曾以死相逼。
老李总批评她的生意不赚钱,看着风风火火,未必有自己在外面做建筑赚得多。
虽然在QQ空间吐槽丈夫幼稚,但问题摆在眼前。“现在上面有谁要来看典型,就叫我去,免不了吃饭喝酒。”不叫上老李,老李担心；叫上老李,“他不做这行,饭桌上插不上话,回来又要生气”。
不管丈夫软硬兼施,杨树祯从没动摇过要把自己生意做大的志向。好容易把腰挺起来,怎么能再弯下去。
交游广阔的梁开勇是雷山县的一位导游。他自称在十来万人的雷山,自己看得起的人不多,杨树祯算是其一。“你看杨妹面相,既稳重又精细。虽然文化不高,但在雷山是了不得的女性。”
杨树祯做生意有自己的精明。
知道“行动援助”项目后期,与当地有些矛盾,现在杨树祯一边保持着同当年志愿者的联系,同时把墙上有关行动援助的照片都收了起来,以免前来参观的领导不高兴。
“从国庆节到来年春节,我主要做民族服装,这是我们苗年和当地人办喜事的日子。每年3月到9月,空闲下来就做旅游特色产品。”
在广东打工的工友早已发展成她的客户。前不久,梁开勇还带了一队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到她家体验苗绣风情。蒋金锐更是给她寄来了《服装设计手册》《服装技术手册》,甚至直接根据杨树祯发来的产品照片上,帮忙修改设计。
给自己定下每次外出交流一定要认识新朋友的基本任务,但窝在山里的杨树祯还是焦虑自己平台不高,认识的人太少。政府组织了很多参观学习,杨树祯走了几次,没了味道。“先吃饭,然后看看,根本学不了什么东西。至少要在门口观察一天,才晓得一条街上哪家店进的人多,店里什么东西卖得最好嘛。”
2014年10月,夫妻俩又吵了一架后,老李“糊里糊涂”和她约定:如果十年之后,杨树祯的生意不如老李做得好,她就安心在家带孩子。
“自从有了十年约定。现在他再说我,我都说十年以后再说。”杨树祯有些小得意。
她在QQ空间上写下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目标:“让全村外出打工的妇女都能回家来,让更多的小孩能感受家的温暖。”
直到今天,杨树祯看着家里墙上的全家福照片,依然感慨老大拍照时总喜欢站在爷爷奶奶身边。“老大照相都不爱笑的。你看,小的从小跟我在一起,笑得多开心。”
与大儿子同龄的秋妹,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和弟弟妹妹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过活。杨树祯最早租的门面在秋妹学校附近,两人聊成了忘年交。杨树祯知道,每到假期,秋妹就要去外面打工挣学费。她主动说:“要不你来帮我吧。踩缝纫机至少比端盘子好。”
现在,杨树祯自己去县里找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学刺绣技术,也把秋妹带在身旁。在杨树祯眼里,这个16岁的女孩儿能告诉她,年轻人都在想什么。在秋妹心中,杨树祯是知心大嫂。“我从小没有母爱,她能给我温暖的感觉。”秋妹说,杨树祯对她说得最多的是——女人,一定要学会独立。(未成年人秋妹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