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新匠：修复文物的速度得跟树懒一样

　　屈峰在雕刻佛头。

　　屈峰在木器室里修复挂屏。

　　王津正在修复钟表。

　　赵振茂（中）正在给年轻的王有亮（右）讲解青铜器。

　　闵俊嵘在漆器室里修复一张瑟。

　　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火了一个世人本不熟悉的职业——“文物修复师”。他们上班的环境，工作的对象都极为特殊，但走近他们，这群人在工作生活中的欢喜与烦恼又与每个现代都市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本片的导演叶君说，他想让人们看到的不是那种惯常的“工匠精神”：手艺行将没落，他们坚守着最后的微光。他想让外行也产生共鸣：“每个人都将会有一个职业，其实职业中都会有琐屑细碎的地方，这些师傅是在教会我们如何与职业相处，如何与世界相处，如何与自己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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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车水马龙的北京景山前街穿过护城河，进入神武门，往西走，数步之间就拐进了故宫博物院里一条狭长的甬道，西筒子。

　　与从午门进来的宽阔大道和广场不同，这里鲜见挂着照相机的游人，听不到扩音喇叭里传出的导游讲解。4月8日早上，当李苏菲穿过这儿时，她只听到了头顶的鸟鸣和20多个年轻人的脚踏在石板上的咔咔声。她一边走一边想，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啊？

　　近600年来，西筒子附近来往的是宫女、太监、杂役；后来是一身军装的冯玉祥的部下，他们在1924年的一个傍晚赶走了末代皇帝溥仪；接着是铰了辫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文人。

　　这天，20多个年轻人要参加一场毕业季面试，面试的部门是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包括李苏菲在内，好几个来面试的年轻人都看了今年年初播出的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片子的主角正是文保科技部的修复专家。

　　这部纪录片后来被上传到了以90后和00后用户为主的弹幕视频网站哔哩哔哩。没想到这部“冷片子”的全网总播放量达到了纪录片类型中很高的1200多万。

　　屏幕上，屈峰雕刻着佛头、闵俊嵘在制作生漆、王有亮在给青铜复制品做颜色、王津小心地调试着“乡村音乐水法钟”上小鸟的翅膀。屏幕另一端，年轻的观众用特有的“弹幕语言”表达着对这份工作的向往：“师傅还收徒弟吗？”“求如何进故宫，在线等！”

　　穿过长长的西筒子，经过一地玉兰花瓣的故宫图书馆，“热心观众”之一的李苏菲终于在一个会议室里见到了屈峰、闵俊嵘、王有亮等影片中的“熟人”，她忍不住低头乐了。

　　这一刻，自然无法比肩这座古老的宫殿中值得铭记的众多历史瞬间，却可能深远地影响在场20多个年轻人未来的生活。

　　如果有缘的话，他们将在不久后进入故宫，像片中人一样，一边修复着千百年前的文物，一边不知不觉就度过了自己的青春。

　　“他们跟《疯狂动物城》里的树獭一样。”

　　“走，去趟寿康宫。”纪录片里，铜器室的王有亮师傅对徒弟高飞这样唤了一句，屏幕上立刻飞过网友一排艳羡的弹幕：“真霸气！”“摆驾寿康宫”“好帅，直接去宫殿”。

　　文保科技部的办公地点，坐落于西筒子南端的“西三所”。这里是慈宁宫大佛堂北面的一片院落群，清朝时是先帝嫔妃的居住地，所谓“300年没进过男人”。如今仍然是故宫的未开放区，不见喧闹的游客，红墙绿树掩映，一晃神儿还以为真穿越回了几百年前的“紫禁城”。

　　木器室现任科长屈峰属于修复专家中相对年轻的一位，他在2006年从中央美院雕塑系硕士毕业，之后进入故宫。

　　穿着样式平常的灰色休闲服，屈峰坐在木器室正中的大案子旁——他们喜欢把桌子叫“案”。

　　办公室是一间“地价最贵，但条件普通”的70平方米的平房，地面依然是大石砖铺就，坑坑洼洼的裂缝和凹陷处散落着一层扫不起的木屑。

　　这些木屑可能来自宋代的佛像、明代的家具或清代的屏风。斜躺在案上的刨子，使的是寻常人家不用的硬木料红木，年纪比屈峰还大，是师傅的师傅用的。

　　初夏，木器室小院里总会热闹一阵，这是杏子长成的季节，大家通力合作打杏子吃。一个人爬梯子上去摇，三五个人负责在下面绷着纸接，带着翠绿叶子的大黄杏，不一会儿就铺满了白纸。

　　这一场景也被记录在纪录片里，导演叶君带着羡慕的语气撰写了如下的解说词：“在高楼越来越多的北京，当越来越多的人只能在办公桌旁，放上盆栽和小型绿色植物时，他们还可以在瓜果飘香的环境里工作、生活。”密集的弹幕表达了同样的赞叹：“太羡慕！”“这是招聘宣传吗？”“我也要吃御杏！”

　　古色古香的工作环境，和文物这种特殊的工作对象，让这里的修复师常常能体验寻常工作中难得的“历史穿越感”。

　　铜器室的高飞自己单独修的第一件东西是小摩天轮“旋转吊车”。吊车有6条长臂，顶端吊着6个小挂篮。高飞后来才知道，这件东西是溥仪小时候的玩具。他觉得挺神奇的：“怎么溥仪的玩具就到了我手里？”

　　在宫里待得久了，有时候，兜兜转转还能撞见年轻时的自己。钟表室的王津是1977年进宫的，到如今快40年了，经手的钟很多，大多数修完后都送回地下库房收藏。

　　去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 布展时，王津见到了自己1989年修的“转八仙人钟”，“像见到了亲切的老朋友”，20多年前拆钟、修钟的经过历历在目。那会儿他是27岁的小伙，现在已经年过半百，再做5年就要退休。

　　退休前还能修上多少件钟，王津自己也无法估计，因为修复文物是一项急不得的活儿。

　　“他们跟《疯狂动物城》里的树獭一样。”导演叶君说。在拍摄过程中，这群修复专家的“慢”，让他印象深刻。

　　拍摄那会儿正是故宫博物院90周年院庆展览的筹备期，对修复师来说，已经是难得的“赶”的时候了，但拍摄团队看着他们还是觉得慢。刚开始拍的时候，第一天和第五天的拍摄素材没有区别，在各科室所见的就是各种“摩擦、摩擦”：木器室在擦佛像的手指，铜器室在擦高丽刀的刀刃，漆器室在擦盖满灰尘的瑟。

　　宫墙之外，是日新月异的北京城；而西三所里，被修复的文物和修复他们的人都遵循着古老技艺自己的节奏。

　　除了大型展览，修复专家不用面临其他工作常见的“截止时间”。在活儿干不下去的时候，有经验的老师傅会建议年轻人去院子里转转，因为硬干还容易捅娄子。在画纸上描摹一朵盛开的牡丹，把捡到的枯木头雕成一个小痞子，给老师傅画一幅肖像，都是这里的修复师尝试过的“减压”方法。

　　在“过劳死”时不时蹿上社会新闻版面时，故宫的修复师仍能享受到“绝不加班”的待遇，因为这项工作最要不得的就是“疲劳”。于是每到下午5点，劳作了一天的修复师会在小院里排成长长一队，等待刷指纹后下班。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雷建军与故宫打过多年交道，他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制片人。他想展现的就是“缓慢的、悠闲的、有趣的生活”，他认为这是当代最缺的东西。“你看里面那些小姑娘，气质都特别好，什么样的生产机制，生产什么样的气质。”雷建军说。

　　在拍完这些慢悠悠的修复专家后，导演叶君目前在帮忙制作“清华人文大讲堂”学术公开课视频。他发现，自己接触到的许多大学生成日忙得不可开交，“一个个跟怀揣着5亿合同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