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90后眼里的南京大屠杀:"12秒"与30万人
“为什么这些日本人一定要来中国？”
“为什么，为什么这些日本人一定要来中国？”
“宫田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照片？他父亲是侵华日军吗？”
“松冈环为什么一定要采访侵华日军？她没想过放弃吗？”
我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一个接一个砸在芦鹏身上。他想了想，跟我讲了一个关于“笨蛋”的故事。
宫田幸太郎全家都和侵华日军沾不上边儿，相反，他的父亲是钢铁公司的社长，热爱摄影的他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富二代”。只是因为几张摄影班同学拍摄的、有关“二战”幸存者的照片，这个浓眉大眼的日本帅哥从此掉进了这段历史，“一发不可收”。
他看到了一段陌生却真实的历史。
一次，喝到微醺的宫田向芦鹏吐露了自己的苦闷，他说自己就是个“和平时期的笨蛋”，“我理所应当地享受着和平，却从没想过，战争是什么，历史是什么”。
这一点儿也算不上危言耸听。拼了命也要来中国参展的日本漫画家森田拳次，几年前看到一份问卷调查：在日本，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人已占总人口的七成。
对他来说，这是漫画展一刻也不能等待的原因，“熟悉那场战争的一代人都已步入高龄，如今的人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那时的事情简直像假话似的。”
108位漫画家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把自己对于战争最深切的感受，赤裸裸地展示给中国人：
战败前的日本，是“一片片热得似乎能烤着眉毛的焦土，焦土上是很多烧死的尸体”；
是“空袭警报激烈鸣叫的声音在头顶上昼夜不停地轰鸣”；
是“那时的青年没有活得久一点的奢望。也从未想过能活长久”。
是“大家都被战争弄得团团转，我一个人只敢默默去想到底哪儿不对劲儿……”
所以，战败对很多人意味着解脱，哪怕这些漫画家在当时不过20岁出头。“每天都是‘生或者死’的心情，能从那样的心境获得解放我太高兴了。”“8月15日尽管令人觉得羞耻，但也是捡回性命的日子。”
此后的几十年，这些逐渐衰老的漫画家们一直努力地反思战争。漫画家泉昭二在8月15日当天，看到一名青年军官自杀，还有少年飞行兵接受不了战败，开着飞机一头扎进了太平洋。
当时只有13岁的他，在60多年后写下：“这些人大概是情何以堪的心境吧，不过至少也该在那之后活上3天，冷静思考一下，不必白白舍弃年轻的生命……我重新在思考着军国教育之可怕。”
在森田拳次眼里，这场漫画展“无论如何也要来到中国”，因为躲过战祸延续生命至今的每个人，创作的每一幅作品，都会成为指向和平世界的路标。
听完这段故事，我在想，我又何尝不是“和平时期的笨蛋”呢？除了满腔的恨意和冰冷的30万，我又对战争了解多少呢？
似乎，我只能像电视新闻里不停说着“抗议”、“严重抗议”的人，之后依旧上我的班、打我的网球，过着小确幸的日子。 这样的“和平时期的笨蛋”，只有我一个吗？
在纪念馆的参观者中，曾有中学生指着曾参与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的黑色法袍问，“那是不是日本人穿的牧师服啊？”
尽管，纪念馆已经入围外国人知晓江苏标志性地点的前3名，可依然有许多普通的欧美民众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二战”还有亚洲战场。
前不久那场更换南京大屠杀课文的热点事件，也让我收获了不少“同类”。语文出版社撤掉温书林所写的《南京大屠杀》，消息一出，很多网民声讨“怎么能更换南京大屠杀的课文”，我一股火儿蹿起来，也顺手点了个赞。
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替换该篇的张纯如写的《死里逃生》，也是在写南京大屠杀。
发布祈福熊本的微博也颇有意味。熊本县士兵屠杀南京百姓是不可否认的，但日本熊本日中友好协会几乎每年都到纪念馆忏悔谢罪也是真的，他们植树、诵经、手绘呼唤和平的紫金草，甚至从养老金中抠出资金邀请幸存者赴日证言，更是真的。
“20多年的友好往来，几乎年年相见，如今遭遇天灾，我们表达善意的问候，这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我们要铭记历史和国耻，我们也要祈愿和平，而非宣扬仇恨。”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
再厚重的历史面前，人性的力量都不能被遮挡。
鸠山由纪夫把自己的名字，签成了鸠山“友”纪夫
怎样给年轻人讲好“历史故事”，一直是纪念馆探索的问题。
他们设计了纪念徽章，把“一沓沓史料变成历史故事小册子”，制作视频短片，进军“B站”了解年轻人的历史兴趣点，把微信文章变成一篇篇图文并茂的历史故事。
那本小册子和纪念徽章拥有同样的名字——紫金草。
紫金草，又名二月兰，是南京常见的一种花。这种紫色的小花见证了1937年日军的残暴。“二战”结束后，一名叫山口诚太郎的日本军人因“对战争恶行心怀愧疚”，将花种带回日本。
第二年，二月兰在日本如期绽放。
山口将此花取名为“紫金草”，并一直推广此花。去世前，他告诉儿子，“每一朵花的背后都有一个冤魂，要让所有看到花的人铭记，残忍的侵略绝不能重演”。
后来，纪念馆把花朵做成了徽章。
在馆长张建军的设想里，“要让尘封的历史细节更大众化”。同时，纪念馆还在策划多场海外展览，让这段历史走出国门、走得更远。
其实，正式采访之前，一位在南京的朋友给我打“预防针”。他说，纪念馆太沉重了，好几次自己试图进去，都“沉重到迈不开腿”。
我把这个问题抛回给了馆长，这样沉重还要走出国门，是为什么呢？
他说，历史或许沉重，但铭记历史和珍爱和平，就如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不可分离。他相信，全人类在战争面前，都拥有理性的态度，也会拥有呼唤和平的信念。
法国画家克里斯蒂安·帕赫在3年前还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直到一天，路过南京时有朋友告诉他：“知道吗？70多年前，在这座城市里，日本人曾在6周里杀害了数十万中国平民。”
6个月后，他创作完成了宽7.46米，高2.35米的油画《暴行》，这是他30年绘画生涯中创作的最大一幅油画。
在那幅“几乎覆盖一整面墙”的油画里，日本侵略者挥舞战刀砍向中国平民的头颅，怀抱孩子的中国妇女惨死刀下，孤儿在亲人遗体上无助地嚎哭；远处，黑云压城……画里红色的是中国平民的鲜血，黄色的是侵略者的罪恶。
然而，在红黄之间，还有些许白色，那是“无辜死难者灵魂化成的和平鸽”。
今年清明前夕，纪念馆“手绘紫金草行动”消息一发出，一名在南京留学的卢旺达籍学生立即报名参加。小伙子告诉纪念馆工作人员，卢旺达也发生过大屠杀惨案，所以他一定要参与，“来做点什么”。
前不久，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州长温弗里德·克莱驰曼嘱咐下属，“无论如何要来纪念馆看一看”。那天，一头白发的克莱驰曼双手交叉放在桌上，静静地听着幸存者讲述。
他说，战争带给普通人的伤害都是一样的。“二战”时期，德国也犯下了很重的罪行。可以宽恕，但不能忘记。
“只有真正反思，才能达成民族间的谅解。”克莱驰曼说。
听完这个故事时，我正好走出场馆。从地下一层回到地平线，我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
那一刻，我从未对这段历史有这般复杂的认识。它不是一场杀戮背后化不开的仇恨，也不是任由其被遗忘而袖手旁观，它该是铭刻历史细节，反思战争、保留善意。
眼前，不同肤色、说着不同语言的人陆陆续续进馆。也许，当全人类都能理解这份苦难时，离日本真正反思这场战争，就不远了。
许多来自德国的参观者都会在参观后，向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提出疑问，“承认罪行是让日本放下包袱，为什么直到现在他们还要继续背着呢？”
很少有人知道，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父亲是一名侵华日军军人。一场战争，把那个拥有“无限可能”的大学生最后变成了僧侣。
村上春树的父亲每天吃饭、临睡前都要祈祷，尽管对孩子一言不提从前的事，但村上春树说，他知道父亲为何每日祈祷。
促使日本官方对战争反思，日本民间努力一直没有停过。
日本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从建馆当年起，每年到访纪念馆，坚持了31年。他“一定要等到日本现任首相前来谢罪”。
几十年过去了，患上癌症、越来越年迈的白西绅一郎终于等来了一些人的反思。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和夫人几年前来馆。 每到一处骸骨处，他都会和夫人双手合十，闭上眼久久不离去。最后，他为遇难者献上花圈，并90度鞠躬。
为纪念馆签名时，鸠山由纪夫把自己的名字，签成了鸠山“友”纪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