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城管带上律师去执法 "律师驻队"不只看上去美

　　“没那么凶了，但‘治’起人来，可比以前管用”

　　2015年8月，南山区桃源街道执法队在塘朗村开展超出门店经营专项整治。林某经营一家生活超市，超门店经营面积达75平方米，按照《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超出面积每平方米处五百元罚款”的规定，林某将面临3.75万元罚款。

　　开这么大的罚单，一开始连执法队员自己都犯怵：是不是太狠了？执行得下去吗？他们拿捏不准，顾虑重重。

　　“开！”谢挺给执法队打气，“只要取证到位，程序完善合法，细节上不留瑕疵，法律规定怎么罚就怎么罚，就算走到强制执行这一步，咱也有底气，否则法律权威何在？”

　　果不其然，罚单开出后，林某不以为然，不提供身份证件，也不配合在笔录上签名，缴款更是连影儿都没有。在谢挺的指导下，执法人员到社区工作站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当事人的身份信息，按照移送法院强制执行的标准来制作案卷，对取证照片、现场勘验、文书送达等程序严格把关，做好了把这场硬仗打到底的心理准备。

　　连番的催告让林某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来了个缓兵之计，承诺半年内缴清罚款。可最后期限将至，仍不见动静。谢挺果断再发律师函，告知他若不主动缴纳罚款，执法队将移送法院强制执行；超期还要加处每天3%的滞纳金。林某在咨询专业人士后，无奈放弃抵抗，缴纳了罚款。

　　这一仗，让那些对推广“律师驻队、随队执法”改革仍持怀疑和抵触态度的人，逐渐转变了看法；加之市一级明确购买律师服务的钱由区财政支付，使得律师驻队工作在全市城管执法队伍的开展走上了快车道。

　　“别看他们现在没那么凶了，但‘治’起人来，可比以前管用。”白石街的商户陈木城深有感触。2014年5月和7月，他的两家蔬菜店分别因为超门店经营被罚款2500元和1500元。对此，陈木城也是一个“拖”字，通知单、律师函一概不理，处罚决定也直接拒签。“按过去和周边人的经验，这种事情是老实人倒霉，赖一赖、拖一拖也就过去了，反正他们拿我没办法。”

　　没想到这一次执法队动了真格。2015年2月10日，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陈木城随即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被冻结。无奈之下，只得乖乖去缴罚款，加上滞纳金，4000元罚款变成了8000元，令他懊悔不已。如今，后进变先进，陈木城时常现身说法，帮执法队员劝导其他商户小贩守法经营，“路顺畅了，大家的生意也好做了。”

　　事情旋即在周围的商贩中传开了。“连厉害的刺儿头都不敢扎刺了，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摆到外面来的，都搬进去，别等人家来了，自己整改吧。”就这样，没有冲突，没有对抗，一度“脏乱差”的白石街变身为城中村的模范街。

　　沙河执法队的经验是，对最顽固的“老赖”，“后手一定要硬”，那就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到目前为止，该执法队共对16宗逾期不履行法律义务的案件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均已裁定强制执行，5宗已执行完毕，11宗正在执行中。

　　而90%以上的商贩，接到律师函后一般就会主动缴纳罚款。“过去之所以执行率低，那么多积案处罚不了，一追到底的意识比较薄弱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但更致命的是我们对自己的工作缺乏信心，因为法律文书做得不完善，程序做得不到位，细节上不周密完备，到了法院那里就容易吃瘪。”綦文生说，申请强制执行常常因程序上的瑕疵被打回。

　　“久而久之，一线执法队员产生了一个错觉，认为法律没用，严格依程序执法行不通。实际上，不是法律没用，而是我们不会用，是律师帮我们用对了法、用好了法。”深圳市城管行政执法监察支队支队长冯增军深有同感。

　　一些给力的法律武器，也被驻队律师从浩瀚的法律法规中发掘出来。尤其是对拒不履行处罚的违法商贩，通过法定程序，将其行为记入个人信用记录。一家垃圾车发生滴漏的环卫公司，就因为不良信用记录的污点，去别的城市参加招投标受阻。对一些社会危害性大、影响恶劣的违法案件，驻队律师积极寻找刑法上的适用，并协调公安等部门在执法上合作，产生了更大的威慑力。

　　从“不打不相识”到“口服心也服”

　　王跃琼在城管执法队上岗的当月，一名执法队员与白石街商贩刘毅发生冲突，在强制扣留的过程中，刘毅与队员有肢体接触，说城管打了他。

　　随队执法的王跃琼表明身份后，刘毅显得有点吃惊。王跃琼调出现场录像，发现队员只是扣押商品，没有打人。她当场告诉刘毅，他的行为为何违法，以及需要承担哪些法律后果。第一次接触律师的刘毅给自己打圆场：“既然律师都来了，那我就不说什么了……”

　　两年的驻队工作，让王跃琼在白石洲已经赫赫有名，在开函催告履行、介入现场处置、罚后答疑说明并进行法制教育的过程中，她与不少商家“不打不相识”，成为当地公认与信服的法律专家。

　　“我们刚刚到二楼中队接受处罚，结果他们让我们先上三楼到你这来，是什么意思？”在沙河执法队驻队律师办公室采访时，记者碰到两位面色凝重的男士，一前一后进了门，走在前面的“眼镜”开口满是疑惑。

　　“您先坐下。”王跃琼招呼两人坐定后，回身从办公桌拿出一份《驻队律师法制教育告知书》，把里面详细列明的相关法规条款一条一条讲解给两人听。

　　“哦，我们就是违反了这一条。”“眼镜”指着其中一条自言自语。随后，他们在告知书上签字，出门下二楼交罚款，神色明显缓和了许多。

　　“这是我们专门设计的一个制度流程，就是让来受罚的管理对象，都要先接受一次律师的法制教育。就像法院有个判后答疑一样，我们也通过驻队律师对行政处罚进行答疑解惑，借此机会开展法制教育。”谢挺说，为此，他们特意把驻队律师办公室安排在三楼第一间。

　　唐恩明说，过去很多人虽然来接受处罚，但心里有怨气，一路骂骂咧咧，常常是一边缴款一边跟队员大吵大闹。“但经过律师这么一说，知道自己的确违法了，心里的怨气就少了大半，口服心也服，现在我们的楼里天天都像现在这样安安静静。”

　　对于首次违法的商贩，深圳城管执法部门也听从律师建议，运用“自愿申请参加社会服务”的方式来代替处罚，服务内容包括辅助执法、清理小广告、清扫街道、交通劝导等。“物品我们先暂扣下来，同时发给违法商贩一份《参加社会服务申请表》，参加足够时间的社会服务并承诺不再违法经营后，商贩就可以把物品取回。”唐恩明介绍，截至6月30日，共有51名违法行为人申请了社会服务，已执行完毕。

　　在綦文生看来，推动文明执法、严格执法，并不意味着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执法效力的提升，目前也只限于对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商贩。而对大量基本身份信息都不明确的流动商贩，即使律师帮忙，穷尽各种手段，90%以上也无法处罚到位。对此，惟有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素质，形成自觉懂法、守法的氛围。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一个‘法’字，用法来重构城管和商贩之间的关系。”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局长王国宾说，律师驻队是问题导向倒逼出来的改革，最终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素质，营造法治氛围。南山区委书记姜建军要求扩大“律师驻队”的应用层面，南山区安监、环保等相关执法部门已推行“律师驻队”。

　　“律师驻队既是公众参与执法的一种形式，也是实现民主监督的重要途径。不仅在城管执法领域适用，在其他执法领域同样适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教授也提醒，在推广过程中，需注意因地制宜，统筹考虑律师和行政机关之间的关联度，确保律师始终秉持中立立场，而不至于变为城管等行政机关的附属品。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涛、刘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