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室郝方甲：大世界里的小记者
没有不想打胜仗的士兵，也没有不想影响世界的记者。
大家好，我是新华社的郝方甲，我当记者十年了。
十年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记者，究竟有没有能力让世界变得更好？
大家认识这个东西吗？这是一颗催泪弹的弹壳，它来自耶路撒冷。
四年前的现在，我正在耶路撒冷驻外。在那里，我度过了很糟糕的一天。
那天，我正在一个难民营的冲突现场，冲突双方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军队。
那场冲突对耶路撒冷来说只是一场家常便饭：巴勒斯坦人喊口号、扔石块，自制火炮满天飞；为了驱散他们，以色列士兵不停地发射催泪弹，我手里这颗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还用水龙向人群喷洒一种散发着恶臭的水，那种水没有杀伤力，只是沾在身上之后，很难洗掉，会连续臭好多天。
在那股恶臭和催泪弹特有的酸味中，我被熏得泪流满面，用围巾捂着鼻子，跌跌撞撞的，跟着人群一起跑。很狼狈。
去冲突不断的耶路撒冷驻外，是我自己主动争取的。在去那儿之前，我曾经是一个和平完美主义者，在很多年里一厢情愿地想象，动乱地区的人民像盲人盼光明一样渴望和平，和平推动者更会是呕心沥血、只争朝夕。
一句话：不和平，毋宁死。
我当时认为，身为一个记者，如果有机会参与这样历史过程，才是无愧于这个职业的选择。
而战地的现状是什么样呢？
某天的下午四点，我采访完巴勒斯坦的首席谈判代表，看到所有工作人员都在一边谈笑一边收拾公文包。他们说我这个采访结束就可以下班了。
我很惊讶：这么早就下班了？
有个工作人员笑着朝我挤了一下眼睛，“我可以向你保证，女士，巴以和平今晚不会实现的。”
还有，就在这边冲突频发一片狼藉的同时，那边几十公里外的展览中心就在召开地区最大的国际武器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衣冠楚楚地坐在一起，研究最新型的武器。你看，在这同一个地方，同一分钟里，有人正在讨论如何更有效率地杀人，而有人正倒在枪口下。
我在难民营里一边哭一边跑，跑了不知多久，我发现脸上的眼泪已经不是被催泪弹熏出来的了，它们变成真的眼泪了。那一刻我心里对这个世界特别失望。各种领域的技术越来越发达，各种事情都在变得越来越高效，但受苦的人仍然在受苦，世界没有变得越来越好。
最旷日持久的战争，最深重的苦难，我，一名记者，在现场，看到了，听到了，闻到了，报道出去了，然后呢？
那是我当记者以来，感到最无力的一天。在耶路撒冷两年半，这份无力感始终伴随着我。记者，究竟有没有能力让世界变得更好？回到国内，我仍然在努力寻找这个问题答案，寻找身为一名记者改变世界的途径。
驻外期间，我目睹了很多场冲突，看见过很多流血的场景。每一次我都在心里叮嘱自己：要小心，不要受伤，不要流血，因为我的血和大多数人不一样。
Rh阴性血，可能有人听说这个血型。这是一种稀有血型，因为特别稀有，这种血也被称为“熊猫血”，在黄种人里大约有千分之三。
就像我这样，熊猫血健康的时候和常人没什么不一样，然而一旦需要输血，医院或血站往往没有足够的备血，常会陷入“找血无门”的绝境。
有没有人在微博微信里看到甚至转发过“熊猫血求助”的信息？你知不知道，他们最后得救了吗？他们在哪里找到的血？熊猫血一旦需要输血，就只能听天由命吗？
我决定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为了全中国四百万熊猫，也是为自己。
采访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个不太出名的民间组织，叫作“中国稀有血型联盟”。有三万“熊猫”，他们组织在一起，自愿作全中国四百万“熊猫”待命的血库。这些“熊猫”在其他“熊猫”紧急求助时，随叫随到，无偿献血，十几年里救了数千条命。
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前一秒还在上班上学，下一秒接到救援电话拔腿就走。
他们去献血救人，我就跟着。我问，救陌生人，为什么也这么拼？
他们说，因为命不等人。只有当别人需要的时候，我尽了全力，那么将来当我需要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人尽全力救我。
他们把这个称作“熊猫法则”。不要小看这句话，这条熊猫法则和三万熊猫的热血，为四百万人织了一张生命的安全网。
我报道了这个民间组织。一周之后，麻烦来了。稀有血型联盟的负责人告诉我，报道发出之后，他们出名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各地求助量剧增！特别是北京，大医院多，用血量大，北京志愿者已经不够用了。志愿者从全国各地往北京赶，开汽车来，坐飞机来，坐火车来，有的人家里条件不宽裕，居然是买站票一路站过来的。但是，他说，血都找到了，每一个人都找够了。
深夜，我又接到电话，有个得了白血病的内蒙古熊猫血小伙子在北京治病，找不到血危在旦夕，你可不可以来？
能救一条命，我怎么会说不呢？
献了血，有朋友开玩笑说，你本该在战地流的血没有流，回国以这种方式流了，看来记者真是个流汗流泪又流血的行业。
但我心里特别满足，这一次，我依然离改变世界十万八千里，但我觉得自己似乎加入到让世界变好的队伍中了。
这就够了。改变世界，就像熊猫救人一样，无数微小的光芒聚在一起，就是大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