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激情，托举起大国长剑——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四院42所科研团队

　　11月19日，已经退休的老一代科研人员侯林法（中）、王北海（右）、陶自成（左）在火箭模型前留影。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牺牲奉献，用青春和生命点燃壮丽的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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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曲的表盘上，三根清晰的指针印，永远凝固下那个壮烈的时刻。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１日，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彻鄂西北的郭峪山沟，正在厂房进行混合的高能药剂突然发生爆炸。两位女研究人员戴学华、杜品芳当场牺牲。

　　“在爆炸的废墟里，我们找到了烈士的遗物，一个‘上海牌’手表的表盘。”７９岁的张金华回忆。强大的爆炸冲击波，竟然把三根指针嵌入了表盘。

　　在此前６年的一场爆炸中，两名研究人员受伤致残。

　　“固体推进剂研究的对象，几乎全部是敏感高爆和剧毒化学品，非常容易燃烧爆炸。”已退休的老所长侯林法说，“但这是国家安全需要，再危险我们也要干。”

　　上世纪８０年代末，４２所启动高能推进剂项目。面对极为敏感易爆，且爆炸力极强的新型材料，时任副所长的侯林法带头成立“敢死队”，投入这一高风险的研究。

　　“拿个装材料瓶子，要有一个人在前面专门开路。”５２岁的特级技师张玉亭说，“只要有一点滴到地上，就会引起强烈爆炸。”

　　没有人比这些科研人员更了解其中的风险。侯林法回忆，在混合这种危险材料时，研究员祝一辰把同事们都赶走，自己却留下来近距离观察搅拌状态。

　　“那时，每次试验前我们都会互相开玩笑，问‘细粮吃了没有？’”８０岁的陈荣定回忆。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生活条件艰苦，科研人员多数时候还在吃粗粮。“大家会开这样的玩笑，意思是每次试验前都要把细粮吃掉，‘死也要做个饱死鬼’。”

　　听到“敢死队”的称谓，听到老科研人员讲起这样的“传统”，怎能不让人动容？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面对国家安全需要，４２所一代代科研人员选择了面对危险和困难，义无反顾。

　　“为了需要一个干燥的研究环境，我们研究所曾一声令下，一周内全所从四川搬到内蒙古。”徐桂林回忆。没有房子，就住窝棚或借住老乡家里；没有食堂，饭吃着吃着就冻住了；最难的是没有工具和仪器设备，“大家要冒着随时会燃烧、爆炸的危险，在农民加工粮食的石碾盘上碾化学材料。”

　　“固化好的药不合规格，我们就用刀切，再用木工刨仔细刨平。”张金华回忆，在那种一粒火星，一丝静电，甚至过重的摩擦都可能引起爆炸的条件下，他们硬是靠手工和非常原始的工具，研制成功我国第一种固体推进剂。

　　１９７０年，研究所又从内蒙古搬到鄂西北的深山中。“上山砍柴，下山挑水，遇上洪水还会断炊绝粮。”侯林法说，深山工作１８年间，科研人员以忘我的精神，一边克服生活上的困难，一边接连取得技术突破。

　　今天，再次搬迁到湖北襄阳市的四院４２所，已经建立起配套先进的实验和安全设施，老人们谈到的生活困难也已经成为过往的“谈资”。

　　然而，当我们翘首仰望一枚枚直刺云天的大国利剑，我们同样应该记住，这些以燃烧的激情托举起它们的无数默默无闻的科研人员；应该记住，４２所这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和被尘封的故事。

　　11月18日，科研人员朱朝阳在进行功能剂合成研究。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