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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色气质》到《国家相册》:新华社领衔编辑陈小波讲述背后的故事

2016年12月08日 15:28:30 来源: 中国记者

  编者按 从微电影《红色气质》到《国家相册》系列微纪录片,新华社领衔编辑陈小波以她独特的声音娓娓道来,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不为人知又引人入胜的故事。《红色气质》和《国家相册》也成为新华社融合创新的代表作。从图片编辑一路走来,作为“讲述人”的陈小波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她如何适应自身角色的不同转变?本刊2012年第2期曾经刊发陈小波访谈,本期《中国记者》再次对话陈小波,听这位讲述人讲述背后的故事。


  中国记者:您近期讲述的是很有影响力的微电影《红色气质》。从图片编辑到讲述人,您是如何逐渐找到“感觉”的?随着参与的加深,您的认识和感受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陈小波:2016年2月,总编室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李柯勇带着三位年轻同事敲开我办公室的门:“小波老师,新华社要做一个建党95周年的片子,时间长度七八分钟。”他们表明来意。

  “七八分钟?95周年?”我连抛两个疑问:“不可能吧?”

  “我们想从中国照片档案馆里找些老照片,回顾这95年。”李柯勇解释。

  李柯勇提到的中国照片档案馆位于新华社主楼的地下,馆藏照片近1000万张。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新闻摄影局到摄影部,无论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记者没有停止过一天拍摄,编辑部没有停止过一天发稿;无论发生了什么,中国照片档案馆保存了全部发稿照片和底片。

  十年前,我开始做新华社老摄影记者的专访:“口述新华”。口述参与者达五十人。六年前,我开始主持“新华典藏”项目。这两个项目,让我得以走进藏有千万张图片的中国照片档案馆。

  做老摄影家口述史源自一个小契机。一天,我送孩子去新华社保育院。保育院位于新华社皇亭子老宿舍院内。我看到一条只能坐三个人的长椅上挤坐着五位老人,定眼一看,都是赫赫有名的新华社老记者。我感叹这些老人家渐渐老去。法国有句谚语:“一个老人的离去,就是一座小型博物馆的倒塌。”这天下午,时任《摄影世界》主编李根兴希望我给杂志写专栏。我说,我就写老摄影家的口述吧……

  2011年,“新华典藏”项目启动,我幸运地成为这个项目的执行主编。这个工作就是把新华社老一代摄影家的经典照片找出来,用国际收藏标准做出来,交由中国照片档案馆永久性收藏。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遴选照片、把制作好的照片拿到老人家那里签字。

  为老摄影记者做口述、做典藏,我必须要去翻阅中国照片档案馆的影像资料。几年间,我翻过的老照片达几百万张。

  这十年中,我看到了由新华社图片构成的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我也由一个普通的图片编辑变为用图片研究历史的人。我做事情,最大特点就是“耐烦”“耐得住寂寞”。看照片,常常几天不说一句话,而那些鲜为人知的绝大多数瞬间,一旦经过我的眼、我的心,我几乎不会再忘记。

  《红色气质》确定了“用照片来说话”的思路,我加入了主创团队。

  《红色气质》创作过程历经四个多月,前三个月都在讨论。有一天,总编辑何平点开大家迷惑,我们能不能把个人历史和国家历史,个人相册和国家相册结合起来?把宏大叙事与个人情感结合起来,触动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就在新华社工作,今年刚好95岁!而中国照片档案馆中的1000万张照片,是中国摄影和世界摄影的宝藏。两者全是新华社独有的资源。

  进入实拍,涉及台词,大家认为仅用字幕和画外音不行,专业播音员的字正腔圆好像也不合适。一次策划会上,何平同志提出:“小波上吧,以新华社图片编辑的身份,用老照片讲述历史。”

  我从来没上过电视,我的声音、朗读都没有经过训练。但再难也得上啊,只好硬着头皮接受。我念诵的那些文字都是经过总编辑何平、总编室副主任白林和导演李柯勇几经打磨的文字,含蓄、克制、深情,字不多,却有无限内涵。而影片中选用的那些图片我非常熟悉。图片的背后,是我采访过的袁苓、钱嗣杰、时盘棋、陈娟美、王子瑾、官天一、王建民,还有很多年轻的同事……我念着文稿,脑子里一想起那些人那些画面,心里充满情感。

  《红色气质》是新华社很多人的心血。新华社这一次拿出的是专家团队。总策划是新华社总编辑何平,核心团队成员是新华社总编室副主任白林、国内部副主任秦杰、新华网副总裁汪金福、新媒体中心总编辑李俊、总编室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李柯勇。新华社专家型的记者、编辑都是千锤百炼,人人有内功。

  微电影《红色气质》只有短短9分5秒。但背后是十几次会议、几十个小时的采访、几百个小时的制作、几万张照片的遴选,甚至是这些人几十年的担当、常识、积累。

  我其实是影片中最小的一个角色而已。只是我在说话的时候,放进一点情感与良知,放进一点痛感……我近年来的工作就是看老照片,它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没想到在这个影片里我开口说话,居然被很多人认识了。说实话,最后的光环太多落到我的头上,我内心很是不安。

  中国记者:《国家相册》系列片将新闻与历史相结合,每一次讲述,其实都是一次历史和当下的对话。您在讲述前会做哪些准备?如何把握每一集的基调?个人的体会、凝固的历史和鲜活的现实,又会以哪种方式再次“相遇”?

  陈小波:《红色气质》做完,还没喘气,何平总编辑提出做《国家相册》系列微纪录片。何平同志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国家相册》要延续《红色气质》的元素,把新华社经典照片找出来,在历史记忆与当代人感受中找到契合点,唤醒更多人的历史记忆,不忘来路,不忘初心 。用5分钟的纪录片,目击历史,解开谜团。每一集都要用小人物的故事带出一个大时代。要找到很小的点,讲很大的历史。纪录片形态仍然是娓娓道来,不动声色,让读者解读内在含义。

  刚开始我认为,新华社照片记录了几十年来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独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那么多好照片,不就是往上铺吗?其实完全不然。《国家相册》有一个繁复的结构空间:经典历史图片、严格的文字叙述、音乐构成、复杂的制作,全部糅合在一起。

  我的主要工作仍是找照片。我会根据对老照片的记忆找出很多个主题,提供给以李柯勇为主的写作团队。他们根据照片开始采访、找故事、撰写文字。

  在照片中找出“点”,最考验团队。比如《奥运与国运》那集,最初文稿还是主讲女排精神,何平同志看了后建议:大家对女排精神都很清楚了,能不能深挖不为人知的人和事?当晚李柯勇马上读书,找到了一个叫符保卢的人。他创造全国纪录勇闯奥运会、主演过电影、会开战斗机。在三四十年代,他在天空和奥运赛场上挥洒热血,最终壮烈牺牲。太多人不知道他。符保卢的命运让写作者和观者都深受感动。

  《山就在那里》那集,撰稿者南辰走访登山协会、遍访北京城中与登山有关的运动员、记者、队医,发掘出攀登珠峰“第四人”刘连满,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在海拔8680米的珠峰天险北坡登顶的必经之路“第二台阶”上,刘连满让队友踩着自己肩膀登上去,而自己却因体力耗尽不得不留在原地,因严重缺氧陷入半昏迷状态的他,在生命垂危时,强打精神写了诀别信,把最后的半筒氧气和18块水果糖留给了队友,并祝愿队友凯旋。当队友胜利归来,看到诀别信、糖和氧气瓶,泪如雨下。这些细节全部出自新华社老社长郭超人的文章。在《国家相册》里,用图片细节、音乐铺垫,在那一瞬间,把半罐氧气、几颗糖、诀别信这些细节推到观众面前,用综合力量打动观众。

  《国家相册》几乎每篇文字都只需1500字左右,但每次撰稿者写出的文字都上万,几易其稿,少则五六次,多则十数次。李明主笔的“我的‘小人书’”,改了15稿。

  每次一个主题,团队都会建一个微信群,一周内,这个微信群会发布几百条讨论。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业务讨论文本。

  摄影有其局限性。在《国家相册》中,关于扫盲、登山、艺术家、川藏公路的主题都是我原来做过的图片专题,但它们变成微纪录片《一个不能少》《山就在那里》《对根的情谊》《修“天路”的人》后,所产生的力量完全不同。

  中国记者:《国家相册》的基调看上去很宏大,如何把故事讲到每一个观众的心里?是技巧还是情感?

  陈小波:肯定是情感吧。

  就好像做图片专题,很多人认为把很多图片摞在一起就是图片专题。好专题是一棵枝繁叶茂的树,细节、故事就是枝和叶。《国家相册》“大故事里套小故事”。层次、细节、情感丰富,而且用善意、温暖、正常的陈述方式,我想这是大家喜欢的原因吧。

  《国家相册》每一集的成型过程是融合的过程:经典照片、真诚的讲述、音乐、制作,把最好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最后呈现一个完美状态。

  没有记忆和学习,就没有人类文明的未来。在《国家相册》制作过程中,每个参与者都在向历史致敬,向常识学习,都放置自己很深的情感在里面。好几次,我拿到文字稿时,读第一遍就会念不下去。打动自己的东西一定会打动他人。

  中国记者:《国家相册》的基础是中国照片档案馆馆藏的丰富历史图片。如何挖掘好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源?如何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旧闻与新闻的关系?

  陈小波:从档案馆里找出尘封已久的照片,让照片动起来、甚至开口说话,这是《国家相册》的初衷。

  但绝不是一幅幅照片的简单呈现,而是用历史照片搭建一个完整的主题,虽然是陌生化的陈述,但要让大家找到共同的情感点,每一集还要与现实有很好的勾连。一以贯之地坚持高品质是这个系列微纪录片的宗旨。

  《国家相册》把历史事实与高度的情感元素相结合,被越来越多不同层次的观众认可接受。他们安静打开《国家相册》,慢慢看进去,都会一惊!每个主题都有出乎意料的故事,每个故事都会带来出乎意料的感动。

  《国家相册》是新华社同仁用一种精神做出来的,这种精神可以是职业精神,更应该是人文情怀、历史情怀。

  每个人都有与过去沟通的能力,但这个能力会在一个纷乱的时代渐渐削弱。《国家相册》力图唤醒更多人与历史沟通的能力。那么多人和我们一起回到历史当中,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中国记者:您做过策展,做过口述史,还做过“新华典藏”,但这些大多属于“后台”的工作。现在,作为一名“前台”的讲述人,感觉有什么不同吗?

  陈小波:在《红色气质》筹备期,我不知道最终去担任自己完全陌生的“讲述人”角色。我长期适应的状态是“在暗处”,让我上前台去表达,说实话,很为难。但作为一名新华人,这是责任,既然被点了名,就试一下。而且我一直相信,用情感去工作、去说话,一定能打动人。

  中国记者:您在《国家相册》里扮演怎样的角色?能简单谈谈您的日常工作吗?如何与同事分工合作?

  陈小波:《国家相册》里,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在照片的汪洋大海中梳理出背后的历史与内在脉络,不能东一把西一把。我还有录音、出镜的工作。《国家相册》的稿子不是读出来的。在录音前,我会读很多遍文稿,找到情感契合点。我不会把“讲述人”看成一个简单朗读。它与我所有的经历、学识、对命运的理解融合在一起。

  《国家相册》有一支重量级团队,总导演李柯勇是新华社著名的“打不死的小强”,疯魔读书、吃大肉、不睡觉,他的信念有强大的支撑点,我亲眼见他一次次绝处逢生,第二天播出,他能改稿改到凌晨。徐壮志,原新华社军分社钢铁大手笔,他的加入增添了这个栏目的雄浑气息。南辰、李明、郝方甲、双瑞、席敏、张漫子……他们都已经是经过新华社严格训练的青年写手。每个人拿到的主题不同,一旦拿到,就去读很多书,接触很多人,不眠不休写稿。

  何平同志要求每期《国家相册》要打磨精准。我感觉,这个栏目同时会为新华社打磨出一支新军。

  中国记者:从图片编辑到历史照片的梳理者、再到历史风云的讲述者,您如何适应这些职业角色的转换?

  陈小波:我少年时上体校,年轻时做过文工团贝大提琴手,最重要的经历是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学文学,毕业后分到新华社做了一名图片编辑。从一名初级编辑成为高级编辑,同时成为历史照片梳理者、策展人、图文书编辑、摄影个案研究者、微纪录片讲述者。

  命运就这样把我变成一个综合体。我做任何事情,出手重、用情深,所以积攒了足够多有用的东西。

  无论社会发生怎样变化,我都不会慌乱。环境躁动、选择太多、身边人变动大,都不会惊扰我。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新华社给了我一个角落,安全而镇定地工作、修为,我欣然接受一切安排。

  现在,我大多数时间还是坐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办公室,重复日复一日的工作:与几百万张不朽照片默然相对,在那里寻找那些横穿命运的老摄影家的背影,并寻找与之关联的内外知识,学习、继承、研修、敬畏……那里是我永远的根基。我得过的一个奖项,颁奖词称我有“探触暗夜的耐力和寂寞”。这话不假。

  新华社把最宝贵的文化传给了我,我的每秒钟、每步路都有前辈的影子。他们是我漫长暗夜里的光,他们还让我在更亮的光里看这个世界。

  真正的事业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现在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一个人完成。今天,我与新华社杰出同道一起完成“新华典藏”《红色气质》《国家相册》……这让我从万物中学习、从历史中学习、从他者身上学习。

  现在,我必须每期出现在《国家相册》屏幕上。但于我,却是往更暗处走、更深处走、更沉静处走的又一段旅程。(记者 翟铮璇)

【纠错】 [责任编辑: 刘晓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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