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霸权的四大“法宝”会不会失灵

　　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激荡、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但是文化领域的全球化发展并不是均衡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权不断在全世界蔓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透视这种文化霸权的发生逻辑和现实展开就会发现，资本支持、技术控制、规则垄断、话语操纵，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四大“法宝”。

　　资本支持

　　西方国家借助强大的资本力量建立了巨大的媒体帝国，试图形成覆盖全球的媒介霸权

　　现代语境下的西方，是指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西方世界处于资本的全面控制之下，资本是全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和最高意志，资本家成为资本意志的执行者，国家政府成为资本的工具，媒体舆论成为资本的喉舌。

　　西方国家借助其强大的资本力量，改造和培植服从他们意志的外国知识精英。知识精英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使他们能够自上而下地影响社会大众，又能够自下而上地影响政治上层，对整个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产生强烈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通过教育培训、学术讲座、学术赞助、教师派送等方式，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知识精英接受和传播西方文化精神，改变本国的知识传统。

　　美国很早就开始通过改造知识精英实施文化渗透，把文化交流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第四维”（菲利普·库姆斯语）。从1948年开始，美国就花费巨额资金推出最大的对外教育文化交流项目，即“富布赖特项目”。该项目主要资助世界各国的大学生、学者、文化精英和学术团体到美国学习、访问和研究，因而也被人们视为“对美国国家长远利益投资的一个典范”。到20世纪末，这个项目资助的各国学者就已超过25万人，覆盖了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经美国精心挑选的外国人员回到本国后，大力传播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

　　借助资本力量的支持，捐赠或推送反映其文化意识形态的图书资料、学生教材，是西方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部分。例如东欧剧变后的第一年，美国就向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捐赠了12万册图书，这些图书在这些国家的制度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我国一些名牌大学的经济学教材绝大多数都是美国的原版教材，从而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而党和国家花费巨大人力、物力编纂的体现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工程”教材则被边缘化。同时，一些境外资本借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之机，大举进入文化领域，对我国文化产业的价值观导向造成了巨大影响。一些境外势力以基金会为平台渗透其价值观，甚至制造社会动荡事件，如美国民主基金会对中国极为重视，他们所资助的中国项目主要是“藏独”“疆独”分裂分子、“民运”势力和各种“民权”团体等。

　　西方国家借助强大的资本力量建立了巨大的媒体帝国，试图形成覆盖全球的媒介霸权。美国借助其经济优势，形成了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垄断了全世界近90%的新闻信息，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其网络更是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向全世界推行美国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广播公司（ABC）和有线新闻网（CNN）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信息总量的100倍，这种强大资本支持下的信息传播，毫无疑问是文化渗透和文化霸权的强有力方式。

　　技术控制

　　网络技术上的非对称性，严重削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能力

　　西方国家在传媒技术上的控制权同西方文化内容结合后，文化渗透和文化霸权的能量就能够加倍放大。利用多种传媒平台开辟文化渗透的多元化途径，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入侵的重要方式。一些境外势力在我国周边地区设有30多个电视广播转播台，每天以170多个频率对我国播出合计60多个小时，还有一些国家从本土向我国发射信号，共有50个境外电台使用300多个频率对我国进行广播，特别是对我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宣传覆盖，美化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对我国形象进行歪曲和攻击。

　　西方国家的技术控制尤其体现在互联网技术方面。全球共有13台根域名服务器，其中10台在美国，其余3台各设置于英国、瑞典和日本，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借网络高速公路加入互联网，这必然造成网络管理和抵御文化渗透的被动。美国拥有国际上最大的CPU芯片制造业、世界使用最广泛的Windows操作系统、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Google以及由其制定的TCP/IP协议等。互联网技术上的绝对优势，使得美国拥有绝对的网络控制权，拥有了占全球范围90%左右的信息发布量，成为无敌的网络帝国。从网络语言的使用到搜索规则的制定，都是按照美国化的价值预设和思维模式进行的。

　　网络技术上的非对称性，严重削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能力。他们在网上接收海量信息时，必然深受西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政治发展模式等方面的严重渗透。此外，他们对于网络传播只能进行内容管理而缺乏有效的技术管理，只能进行事后管理而缺乏有效的事前管理，只能进行思想管理而缺乏有效的行为管理。例如，我国对于境外网站上发布的错误言论，无法从技术上彻底根除而只能屏蔽；对于网上曝光的群体性事件等难以做到事前管控，往往只能待其形成舆论焦点后才能介入；对反华势力的言行只能采取封堵、删帖等措施，而这些措施则又被西方国家指责为“文化专制”“限制言论自由”等。

　　当下，互联网已经成为文化渗透、反渗透乃至政治斗争的主战场。一方面，拥有网络霸权的西方国家，对内大力净化本国网络空间，镇压像“占领华尔街”这样的反资本主义活动，打压国内的反种族运动，驯服工运领袖；另一方面，他们对外大肆进行“民主人权输出”，实现所谓的“民主人权落地”，影响和干扰他国的文化自主发展和民选政权。例如2011年，西方操控下的突尼斯“小商贩之死”事件，最终演变为该国政权的倒台和领导人的逃亡，是一场典型的“推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