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霸权的四大“法宝”会不会失灵
规则垄断
垄断国际文化标准，是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有力武器
当今的文化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化操控下的一种主观审视。西方国家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解释方面拥有主动权，而其他国家往往是被动地接受或迎合这些发达国家所制定的规则。
垄断国际文化标准，是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有力武器。诺贝尔奖、奥斯卡奖、戛纳电影奖等诸多国际文化大奖的标准和规则，往往都掌握在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手中。非西方国家要想赢得这些国际文化大奖，就必须遵循其意识形态。这些所谓的国际标准，在表面上并非要消除地域个性、民族特色，他们甚至公开宣扬多元化，但其内在的逻辑则是要使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中必须带有西方所限定的标准。西方文化中流行的“东方主义”观念，实际上是关于东方“永远不变的”文化想象。他们把一些诸如怪异、野蛮、愚昧等完全变形的东西强加给东方。这种在“西方中心论”左右下的“东方主义”，先验地把西方作为东方的评判者，东方文化必须经过西方的审视才能够进入西方把持的国际文化界。
文化标准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文化标准权是国际文化交流以及意识形态碰撞中的核心权力。西方国家垄断的文化准则约束了非西方文化人的世界性影响力，后者要想在世界上获得成功，就必须适应西方文化的逻辑规则和评判标准，把自己塑造成为西方文化标准的模仿者和执行者。这一点在我国文化国际化的发展中就有明显体现。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人开始走向世界，他们谋求国际参与、努力实现外向发展，取得了不少成就，但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西方文化标准的被动迎合为代价换取的。一些在国外获奖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不惜丧失民族文化尊严，着力迎合西方的评判标准，刻意发掘和展示西方人感兴趣的本土文化经验和记忆，让西方人见到一种符合其意识形态的文化想象，而这些文化展示往往同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体验完全不同，那些真实反映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作品则罕见其获奖。
话语操纵
西方国家进行话语操纵的主要方式，就是制造所谓的普世性话语
西方国家实行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话语领导权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控制。福柯曾指出：“话语是一种压迫和排斥的权力形式，它使人们不能在话语之外进行思想。”在现代文化环境中，话语占领也就是权力占领，某种话语一旦占据决定性的地位，就会成为普遍性话语，约束和限制文化创作及其传递。西方文化借助强大的资本支持和媒介力量，成为文化话语的制造者、引导者，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为西方国家文化话语的追随者。
西方国家进行话语操纵的主要方式，就是制造所谓的普世性话语，把特殊性经验上升为全人类的共同遵循，局部性认知幻化为普世性价值，地方性理论推广为普遍性话语，形成了文化传播中的先验优势，诱导或强迫其他国家按照这样的话语体系来理解世界，西方化的普世价值论就是典型代表。它立足于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治理实践，从历史文化中继承了民主、自由、人权等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概念和术语，提炼出包含着特定利益诉求和政治意向的所谓普世价值观。这些术语概念表面反映了人们的共同追求，但实际上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物。之后，把这些价值观的具体内涵、阶级利益和政治倾向掩盖而只强调其普遍性涵义，把具有地方性特点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夸大成为世界性的思想，把具有自身特点的制度模式夸大为普适模式，以普遍性和人类性遮蔽特殊性和阶级性，把自己打扮成为人类道义的制高点，把文化霸权合法化为共同价值、先进理念、合理制度的建构和普及。“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观念就是如此，它们把不同阶级和国家利益的争端“去阶级化”“去意识形态化”，并将其归结为“争取认可”的斗争。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进一步提出，长期追逐“争取认可”的斗争已经终结，西方价值观、美国式民主已经代表了人类价值追求和政治文明的顶峰，其他地方只要以此为标准就可以了。
此外，还有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制造引领性话语。西方国家抱着特定的目的，制造所谓的“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市场经济体”与“非市场经济体”、“反恐国家”与“恐怖地区”等特殊话语，并把这些话语扩展成为主导性话语，从而获得话语领导权，充当掌握国际标准权的国际裁判，肆意给某些国家贴标签，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横加干涉，动辄打出“人权高于主权”“结束冷战”“自由民主至上”等旗号，干涉别国的主权和内政。
在一定程度上说，当代文化全球化已经演变为西方操控下的一场关于话语权掌握与争夺的斗争。话语领导权的拥有，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重要一步，为其价值观念的实施和意识形态的殖民奠定了坚实基础与合法化依据。在话语控制的基础上，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在被输入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渗透，以美化了的形式影响着被输入国的文化认同，不断侵蚀其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甚至中断该国的自主性文化发展过程，造成该国民族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
（作者：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