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广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需正确处理几对关系
一是以人民为中心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讲，以人民为中心既是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思想基础，也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方法。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科学定位社会主要矛盾，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党对人民立场的坚守，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提出了多方面的需要，各方面的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要全面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重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逐步满足人民各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二是以人民为中心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关系。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有助于全面认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比较而言，以人民为中心是必须贯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贯穿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部实践的核心思想，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与根本价值导向。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是指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要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作重点。而在现阶段的经济建设中，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跨越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重大关口，就要把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作为中心。可见，三个“中心”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重大区别，需要科学对待。三是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就其相互关系而言，以人民为中心和党的领导是一致的、统一的。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没有党强有力的领导，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就是一句空话。与此同时，党要想领导好一切工作，关键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忘初心，不断奋进，才能使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坚如磐石、使我们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4月2日）
陈先达：深刻理解文化自信的丰富内涵
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但近代以来文化上的自卑心态并没有因此而绝种，甚至在有些人那里还拥有广泛市场。那些鄙视自己文化而只相信西方文化优越的论调，就是被殖民思维余毒伤害的残渣。以此来看，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支撑，是主心骨。在树立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正确认识、处理好古今中外文化之间的关系极为重要。就古今关系而言，最为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单纯从文化领域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说不清的，必须上升到社会变革的高度。中国社会从以儒学为指导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封建王朝更替的结果，而是社会形态根本变革的需要和现实选择。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自然就包含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创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征、民族特色。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为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中外关系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必须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兼收并蓄，不断汲取各国文明的长处和精华，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文化自信不能简单归结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还应当包括对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强调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丝毫无损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辉煌灿烂。
（来源：《群众》2018年第3期）
柴宝勇：坚决防止和反对码头文化
码头文化在我们党内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封建“朋党”“帮派”文化与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相互作用的产物。我们党带领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但封建码头文化的遗毒在一些党员、干部头脑中仍然存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利益格局变化又销蚀了少数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拜码头、找靠山、搞依附成为其“升官秘籍”，江湖义气与政治潜规则相勾连成为其“为官之道”。同时，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浮躁之风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也为码头文化的滋长提供了社会土壤、打开了方便之门。码头文化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码头文化这一政治毒瘤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严重污染党内政治生态，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严重削弱党的执政能力、消解党的组织力量。如果对码头文化不加以整治，任其在党内蔓延，不仅会损害党的肌体健康、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而且会带坏政风民风、影响社会团结。坚决防止和反对码头文化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当前，尤其需要从两方面着力：一是让信仰内化于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引导党员、干部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二是让行为约束于制度，注重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权力依法而行、循法而动，不搞远近亲疏。尤其要进一步加强党规国法的执行力度，敢于动真碰硬，坚决破除各种利益链、关系网、潜规则，让码头文化在党内无处遁形。
（来源：《人民日报》2018年3月29日）
李军：“后真相时代”，凝聚共识靠内容而非流量
互联网的舆论生态具备很鲜明的“群落”特点，因为时空上的隔离被彻底突破，人们有条件找出那些和自己观点相近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意见群落”。这个特征被过分利用后，在传播中就出现了“态度倾向”，也就是有学者曾经提出过的“后真相时代”的倾向：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价值观会产生更大影响。通俗地讲，就是“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本来只是一种心理学现象，但是，现在舆论中有人利用这种现象制造“倾向”，在传播中故意把公众关注点往截然不同的“态度”上去引导，以产生“流量”，这对社会共识的危害是很大的，不客气地说，这是有意地制造社会对立。在这样的引导下，各方意见鲜明对立，都在以自己的“态度”为基准去“寻找”事实依据，放大有利于自己态度的哪怕一丝事件要素，刻意淡化甚至掩盖对自己态度不利的要素。争吵之下，流量被二次生产出来，如此继续循环。循环的受益者不可能是陷入争论的任何一方受众，而只能是制造“态度对立”的人，因为他们收获了畸形的资源。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才让部分人在观点大潮的拉扯中迷失了共识方向，结果就是一些偏颇的观点反而似乎有了市场。人们对事物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这些看法都不能偏离事实和共识这个圆心。当发生了偏离或者出现偏离苗头的时候，就需要传播者警醒并采取措施。这也就是为什么新闻导向的重要性一再被强调。互联网发展到现在，确实到了该对“流量内容比例”纠偏的时候了，内容是制高点，是大格局，对我们当前的事业起到根本性作用。在内容生产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圆心，从格局上保证“制高点”，警惕对内容的重视重新被拉回到流量取向上去，忘却了媒体人在这个大时代所肩负的最重要的职责和使命。
（来源：《新华日报》2018年3月28日）
柴尚金：西方多党民主陷入理论与现实困境
当竞选成为党争，民主异化为选票后，西方的多党选举已走向民主的反面，政党日益被选票绑架，选民徒为选举机器，多党竞争的票选民主“功夫在票外”，选举角逐最终以竞选“奇招”和金钱实力取胜。“选民是上帝”，得票是“王道”，有人为多拉票，高调许诺，好话说尽，但上台后无一能兑现。有评论指出，选举是人为操控的“纸牌屋”，政客连任比责任更重要，政治游戏里面藏着许多见不得人的“肮脏秘密”。近年来，西方国家大选投票率不超过50%，弃选增多，特别是年轻人不投票、不发声的比例上升。德国媒体指出，选举不再是抵达公平正义的正道坦途，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也处于危机状态。西方政治是用金钱打造“民主牌坊”，西方政客与资本寡头生死与共，金钱政治与西方民主狼狈为奸。从表面上看，选举民主一人一票，公民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权利。然而，权力角逐是按金钱而不是按民主原则进行的，选举结果很难体现真实民意，也很难选出公认的优秀领导人。选民在投下手中神圣一票后，对由谁来组成政府、政府如何决策等国家大事就没有发言权了。候选人通过各种手段一旦当选后，往往将竞选承诺束之高阁，符合多数民意的许多重大民生问题往往不会纳入决策选项。民主票选出来的政府不依民意办事，精英政治越来越成为寡头政治。虽然金钱政治并不都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但利益集团诱惑政客、政客“量身定制”公共政策以满足资本利益的置换关系是不变的，“一人一票”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金钱政治事实上的不公平。虽然金钱不可能完全决定选举的最终结果，金主并不一定会选上总统，但没有足够的竞选资金，政客们的“总统梦”肯定圆不了。西方主流政党竞选主张大多迁就大资本，他们的区别只在于政府权力大小多少程度的不同，不管谁上台，都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为资本利益最大化服务的本质属性。
（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4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