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开放发展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不仅表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经济全球化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同时也表现在伴随开放领域和层次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自身治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这两件大事，这对我们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开放和安全两者并非对立而是互为条件。对此，无论是从世界经济角度看，还是从单个国家开放发展角度看，都是如此。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商品和资本跨国流动，实现了科技和文明的快速进步，增进了各国人民交往并提高了民生福祉，推动人类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一发展成果正是在相对安全以及和平条件下取得的。
经过40多年开放发展，对于已经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并成为其中重要一极的中国来说，外部环境的恶化无疑为中国开放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动荡变革、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进一步导致世界经济的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萎缩、国际交往的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的逆流、一些国家不断采取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倒行逆施、地缘政治风险的不断上升等，均对中国开放发展构成了安全威胁。从中国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所处的现实产业格局看，诸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中长期占据高端。而中国则相对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中低端，并且，由于在许多关键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等方面面临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向中高端攀升面临困阻。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格局，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包括国际需求不振，部分国家对华发起的产业链、价值链、科技链、创新链等排挤战，导致关键零部件断供、贸易壁垒增加、对外投融资受限、海外资产安全缺乏保障等，影响了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处理不当，将会成为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大循环”的痛点和堵点。
当然，中国开放发展纵然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因变量”，同时也是重要的“自变量”。因此，新发展阶段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不仅是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据此为世界各国作出榜样的需要。即在经济全球遭遇逆流之际，我们并没有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而是选择了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各国作出表率。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机会，实现共同发展，通过发展的方式不断解决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此推动构筑良好的世界经济发展环境。从这一角度看，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其实更具有世界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新形势下扩大开放不仅面临着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同时也是对内外贸、投融资、财政税务、金融创新、出入境等方面规制能力的考验。比如，知识产权保护赋能、准入前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准入后内外资一致管理的原则，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涉及信息披露等方面的法律风险、经济风险，面临的隐性壁垒等，都对我国的监管政策提出更高要求。此外，利率市场化、金融创新、多元融资渠道，使得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汇率风险上升。扩大开放必须有体制机制的变革和优化作为保障，如此才能尽可能规避扩大开放带来的各种风险。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成为新阶段中国扩大开放的内在要求。这就需要我国在进一步扩大开放过程中，在开放格局、开放方式等方面要作出调整和战略转型，要向着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要打造出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化解可能来自的外部风险，一方面，需要我们立足国际关系和全球疫情防控，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特别是注重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防范“卡脖子”技术风险。产业链循环不畅乃至出现梗阻，畅通国内大循环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构建开放型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对于培育合作竞争新优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具有极为关键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要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化解扩大开放可能引发的内部风险，需要我们加强国内监管，聚焦国内经济活动的管制、规则和法制等安全问题，健全要素配置市场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安全的金融体系，建设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强支持保障机制建设，建立健全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增强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对境内外资形成常态化管控，完善境内开放的风险管控安全体系。（戴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