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志洪
深入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和西方价值观的关系，对于准确理解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价值观存在一定相近或相通之处，但更具有本质的区别。在实然和应然的双重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价值观的积极超越和根本扬弃。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价值观的联系
人们所说的西方价值观突出地具有现代的意涵，实质上是指现代西方价值观。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价值观存在着历史与逻辑的联系，甚至存在着某些相近或相通的地方。
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价值观在内容上存在一定共同性。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都追求的，是跨越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的价值共识。也就是说，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我们坚守和弘扬的，也是西方社会所向往的，亦构成了西方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各个民族、国家作为人类的一员，存在若干共同或相近的需要和利益，从而必然追求和创造某些共同或相通的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普遍性或共同性就源于此，这不仅是我们所积极倡导的，也被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国际社会所认可，表明这些价值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共通性和公共性。
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吸收了西方价值观的积极成果。在整个人类现代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现代西方价值观提供了人类对和平、发展、公正、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观念最初的理解，在涤荡人类落后的、封建的价值观上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西方价值观及其引导下的现代实践成为了现代性或现代化的“学校”。在这些观念影响下，世界各国人民开始在现代意义上自觉追求发展，谋求公平正义，尤其是为民主、自由而斗争，这些价值观也一度成为反对西方殖民侵略的思想武器。总之，西方价值观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其对人类价值观念的更新和进步作出过一定的历史贡献。基于这样的历史现实，全人类共同价值借鉴和吸收了西方价值观的积极成果。
再次，西方价值观构成全人类共同价值出场的“标靶”。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吸收西方价值观合理成分的同时，十分注意以其局限性为鉴，锐意克服此种局限性而为人类奠定正确的价值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是以西方价值观尤其是其所谓的“普世价值论”为抨击“标靶”而提出的。正是由于这一“标靶”的历史性存在及其无法克服的负面效应，全人类共同价值才必须出场，且更加被迫切地需要，并因此彰显出耀眼的真理光芒。在此意义上，西方价值观提供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出场背景和超越对象。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价值观的区别
在根本意义上，现代西方价值观的意涵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是一种同资本文明相匹配的价值观念系统。全人类共同价值思想与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价值思想尤其是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存在着本质区别。
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内容实质上有别于西方价值观。很多看似相同、一致的价值范畴，其实质内容有着很大甚至是根本的差别。以“自由”为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西方人最注重的“自由”表明，他们所理解的自由即只要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一个人可以做一切自己愿意做的事，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当然，西方社会也时常论及如“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等这样的自由，但这些都不属于自由的主要内容，亦不构成自由的核心要义。然而，西方所推崇的自由并非人类存在的良性状态，相反不可避免地造成诸多负面效应。此种“个体本位”的自由时常沦为形式乃至虚假，而且实际地造成共同体或公共的不自由，甚至是对生命的戕害。工人只能“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公地”只会迎来自己的“悲剧”命运。确切地说，自愿活动论的自由，只是人类良性生存的必要条件与初级阶段，绝非其内在实质与高级阶段。与此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视野中的自由，重视个体自由、群体自由和类整体自由的协调统一，注重将自由提升至生存论层面，它意味着每个人的良性存在状态，意味着澄明、创造、美好与光辉。此种自由是对现代西方自由概念的根本超越，能够引领人类通达更优的生存状态和更高的发展阶段。
第二，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思维方式上异于西方价值观。一方面，绝对主义、独断主义等思维和“西方中心主义”“冷战”“历史终结论”等观念，在西方价值观中可谓根深蒂固。全人类共同价值则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制高点上，审慎而睿智地看待和处理不同价值，公共性是其最为显著的思维特质，“共有”“共建”和“共享”描绘出这些价值的鲜亮底色。全人类共同价值自觉地以人类整体而非某个或某些民族、国家为目的和归宿，强调在协商合作中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与矛盾，发展人类的共同事业与利益，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人类未来。另一方面，以西方近代哲学为基础的西方价值观以思辨理性为主导原则，这种理性更多来自哲学家们在观念世界中的思辨，而非现实生活或生存实践，本质上是非历史的、抽象的。虽然全人类共同价值同样注重理性的作用，但其立足现实及其发展过程，在实践中辩证地看待和处理理性的价值及其限度，从而彰显出实践理性的光芒。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及其实现过程中，实践与思辨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共同推动这些价值的创造与发展。
第三，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实现程度上迥异于西方价值观。人类的发展总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资本主义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其价值观的实现是而且只能是小范围、不充分、低级别的，许多甚至是虚假的，这不因任何人的善意而改变，深植于社会形态本身。与此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立脚点事实上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不仅基于世界各国人民真实的价值追求，而且将之凝练为人类层面的自觉形态，并以之作为正确的理念指引，由世界各国人民一起来践行和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西方价值观不可企及的先进性和普遍性，具有跨越时空、民族和国家的魅力，构成人类发展的高远目标，亦构成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的重要奋斗目标。
全人类共同价值对西方价值观的扬弃
进入当代，西方价值观的历史局限性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西方价值观的作用下，由现代西方文明所主导的人类文明出现了众多严重问题。为摆脱深层危机、开拓和创造文明新形态，进而从整体上提升人类文明，必须对现代西方价值观加以深刻超越，而全人类共同价值正当此任。
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超越西方价值观。检讨人类当前生存危机的成因，西方价值观难辞其咎。唯有在理论上进而在实践中切实地对其加以扬弃，人类才可能破除其不合理定向，解决生存危机。在西方现代文明及其价值观诞生之初，诸多有识之士就开启了关于它的激烈批评。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现代西方文明及其价值系统展开了深刻批判，阐发了无产阶级和人类实现解放与自由之道，同时也阐述了科学的价值原则，包括关于真正的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凝练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决定性地超越了现代西方价值观与现代西方文明。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原则在当代的科学实践与生动展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将在历史必然性和主体能动性有机统一的展开过程中，根本性地扬弃现代西方价值观。
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辩证地对待西方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超越与扬弃是辩证的否定，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创造。奋力推动人类价值与价值理念变革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基于现实和未来的系统考量与辩证智慧，对西方价值观展开历史性的超越，同时自觉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内蕴的公共性原则。
在观念上，尽管西方价值观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必须超越的对象，但西方价值观及其所依托的社会制度还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正如马克思当年所说，今天还处于“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在资本主义还会继续存在一定历史时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仍将共存和竞争的历史条件下，现代西方价值观仍有它的存在空间。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启示我们：无论哪一种价值观念，在它相生相伴的社会形态灭亡之前，是决不会消失的。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还不可避免地要同西方价值观共存。这是处理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价值观关系时必须注意到的基本事实和前提。
在实践上，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公共性的方式处理同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全人类共同价值力图在“道不同者”林立的复杂世界中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在现实中最大程度地增进人类普遍利益与福祉。一方面，我们倡导和推动全人类“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认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落实全人类共同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尊重不同国家人民也包括西方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鼓励各国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原则与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追求和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贯彻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真诚地努力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这种具有高度历史自觉和辩证智慧的理念与实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必将得到实现的根本保证。（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