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21日，费孝通先生在南京召开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谈论会”上，以其家乡吴江的小城镇为解剖样本，作了题为《小城镇 大问题》的发言，发出了“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先声，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我国改革开放史上，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曾经是中国式现代化焕发基层活力和完成民间资本初步积累的一个重要阶段。如今40多年过去了，我国小城镇在此期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也遇到一系列新的发展问题。其中，吴江是长三角乃至东部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代表地之一。40年后，段羡菊先生在《小城镇 大中国：新型城镇化之吴江路径》一书中，以费孝通先生“小城镇 大问题”的调研精神为脉络，深度解码吴江数十年城镇化的实践历程，清晰勾勒出一条兼具江南特色与时代价值的“吴江路径”。
翻开此书，扑面而来的不仅是一部关于中国小城镇发展的厚重记录，更是一幅以吴江为样本、折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宏大图景。书中既呈现了小城镇“吴江路”创造的宝贵经验，也直面今天的江镇所面临的诸多需要破解的命题。读罢掩卷，我不禁思考：吴江城镇化何以在40年间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书中那些令人振奋的数字和案例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发展逻辑？我想，用“天时、地利、人和”三个维度来解读吴江的城镇化路径，或许是比较贴切的视角——这不仅是吴江成功的密码，更是中国小城镇发展可供借鉴的根本规律。
一、乘天时：时代浪潮与政策东风铺就城镇化快车道
所谓“天时”，背后既是时代赋予的历史机遇，更是主动把握战略大局的前瞻眼光。吴江城镇化的崛起，首先是精准把握时代大势、顺应国家战略导向的“顺势而为”，是改革开放与区域发展浪潮中踩准节奏、乘势而上的典范。
一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红利。20世纪80年代，全国改革开放大幕拉开，计划经济松绑、市场经济萌芽，为吴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费孝通先生在吴江调研提出的“小城镇 大问题”重要论断，更让这片土地成为全国小城镇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高地。吴江迅速响应，率先发展社队工业、乡镇企业，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模式，开启农村工业化进程，从传统“鱼米之乡”转向“工业强区”，为城镇化筑牢经济根基。书中数据显示，2022年，吴江区地区生产总值超过2300亿元，城镇化率超过75%，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榜单中排名第七。
二是国家战略与区域政策的叠加赋能。从“苏南模式”的确立，到撤县设市、撤市设区融入苏州主城区，再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将吴江置于核心腹地，每一次国家与区域战略调整，吴江都主动对接、抢抓机遇。书中提到，吴江始终紧跟国家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导向，先后成为城乡一体化改革试点、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区，在土地、产业、要素流动等方面获得大力支持，逐步实现了从县域发展到融入国家战略的层级跃升。可以说，吴江每一步都踏准了国家战略的鼓点。
三是产业升级与市场变革的时代契机。在《家乡小城镇大发展的二十年》一文中，苏南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工业，因其蔓延生根、生命力顽强，被费孝通先生称为“草根工业”。40余年来，吴江的城镇化之所以欣欣向荣，得益于从乡镇企业起步、遍布当年23个乡镇的“草根工业”，此后主动顺应全球产业分工、消费升级趋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顽强生存、逐步壮大，孕育出庞大的丝绸纺织、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等千亿元级产业集群，并成长出恒力、盛虹、亨通等标志性上市企业。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这种“与时俱进”的产业迭代，让小城镇摆脱低质扩张，实现“产镇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为城镇化注入持续动力。
二、据地利：区位禀赋与水乡根基筑牢城镇化硬支撑
所谓“地利”，背后是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吴江的城镇化，深深扎根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区位交通与历史人文底蕴，是“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生动实践，地利优势贯穿始终。
一是江浙沪交汇的区位枢纽。吴江地处苏州南端，是苏浙沪两省一市的地理交界，堪称“江苏南大门”。这种“左右逢源”的区位，让其既能承接上海、苏州的产业外溢、技术辐射与市场资源，又能联动浙江嘉兴、湖州等区域，形成跨区域协同发展格局。书中强调，汾湖等片区依托区位优势，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桥头堡”，吸引新兴产业、高端要素集聚，让小城镇成为区域协同的重要节点。
二是水网密布的水乡禀赋。吴江素有“水乡泽国”之称，太湖、大运河、太浦河与众多湖漾交织，形成密集水网。这种自然禀赋，让吴江避开了“摊大饼”式的单中心扩张，走出“多中心、网格化、组团式”的城镇化特色道路。以同里、黎里、震泽等历史名镇为依托，城镇依水而建、错落分布，既保留“小桥流水”的江南风貌，又实现产业、人口的合理布局，有效缓解大城市病，形成“城在水中、镇在景中”的宜居形态。
三是千年积淀的产业与文化底蕴。吴江自古就是“丝绸之府”，盛泽镇千年丝绸商贸传统，为近代纺织产业奠定基础；大运河穿境而过，孕育了运河文化、蚕桑文化、古镇文化。这种历史底蕴，让吴江小城镇既有产业根基，又有文化灵魂——同里以文旅兴镇、盛泽以纺织强镇、震泽以蚕丝立镇，形成“一镇一品、错位发展”的格局，避免同质化竞争，让每个小城镇都有独特生命力。比如，盛泽镇一个镇就诞生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形成了千亿级的纺织产业，带动就业人数达15万余人，其背后正是上千年丝绸产业与文化底蕴的支撑。
三、聚人和：政企民同心与人才赋能激活城镇化内驱力
所谓“人和”，背后是人民群众的奋斗精神和政府治理的智慧担当。经济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也依赖客观条件，但更需要很强的主观能动性。吴江的成功，最关键的是凝聚了政府、企业、民众的合力，汇聚了本土能人与外来人才，形成“上下同心、群策群力”的强大气场，这也是书中最动人的实践智慧。
一是政府的担当作为与科学谋划。从早期推动乡镇企业发展，到规划“区—镇—片区”多层次城镇体系，再到推进产镇融合、生态保护、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吴江各级政府始终立足长远、科学施策，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统筹推进产业、空间、生态、民生，为城镇化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与方向引领。这样的例子书中列举了很多，比如震泽镇面对彩钢板行业占地多、亩均税收低的问题，没有选择简单的“一关了之”，而是整合48家企业成立赛马科技公司，建设标准化园区，近两年关停并转企业268家，减少占地1800多亩，亩均税收增长率达78%，成功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吴江“人和”的一面，就体现在政府治理的智慧与担当上。
二是企业家与市场主体的敢闯敢干。企业是经济活动的关键主体，企业家精神则是引领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吴江城镇化的成功，离不开一大批本土企业家的拼搏奋斗。书中专门解读了吴江“敢为天下先、放眼世界、致富思源、百折不挠、创新致远”的企业家精神，同时还列举了不少企业家的创业例子，诸如“看着世界地图做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等企业口号让人印象颇为深刻、深受震撼。如果把视野再扩大一些，从吴江拓展到整个江浙地区，当年江浙等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时，创造了著名的“四千四万”创业精神，即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这正是创业精神的生动写照。正是这些市场主体的不懈奋斗，正是这种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企业家精神，让吴江小城镇成为产业高地、就业沃土，支撑起城镇化的经济脊梁。
三是民众的广泛参与与人才的汇聚。吴江城镇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城乡共富、民生共享”。一方面，本地民众从农民转为产业工人、城镇居民，享受均等化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实现“生活城镇化”；另一方面，凭借产业优势与宜居环境，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技术人才扎根，为小城镇注入新鲜血液。正如书中所述，吴江的小城镇“既留住本地人，也吸引外地人”，人口集聚与人才支撑让城镇发展充满活力、生生不息。
四、延伸思考
在文章的结尾，我想结合此前的分析以及这本书背后体现的精神，再延伸谈几点思考与体会。
首先，关于吴江经验。40年前，费孝通先生以吴江为样本叩问“小城镇 大问题”；40年后，段羡菊先生用这部新著回望“小城镇 大中国”。我理解，书名中的“大中国”，既是指小城镇的发展关乎整个国家的城镇化大局，也暗示着吴江这条“路”对于中国广大中小城镇的启示意义。读罢全书，我深刻感受到，吴江城镇化的成功绝非偶然，其密码就在于乘天时之利、据地利之优、聚人和之力：天时是机遇，为城镇发展提供时代舞台；地利是基础，为城镇发展塑造独特形态；人和是核心，为城镇发展注入不竭动力。这三者的相互支撑、有机统一，正是“吴江路径”最值得珍视的核心经验，也是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上的宝贵财富。吴江的成功固然很难复制，但理念可以借鉴、思路可以参考。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国土，那些正在探索自身发展路径的中西部小城镇，如何从吴江的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吴江的实践启示我们，唯有善于乘天时、据地利、聚人和，才能走出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小”城镇承载起“大”中国的复兴梦想。
其次，关于地区差异。中国幅员辽阔，城乡、区域之间差异很大，绝不能简单一概而论。对东中西不同地区而言，一个关键差别就在于推进城镇化是以小城镇还是以整个县域为单位主体。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核心原因。而县域经济的发展，相当程度上也得力于“镇际竞争”，尤其是吴江这种“一镇一品”做得相当出色的县级行政区域。江苏经济强，一个侧面是强在县域经济，而其县域经济强，又相当程度强在镇；浙江“块状经济”的空间根基就在一批产业名镇，珠三角地区一批经济强镇也是赫赫有名。因此，在东部发达地区，一些小城镇在产业培育、集聚人口、连接城乡、工农互动等方面具有较强实力和潜力，经济实力甚至远超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相较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无论是产业水平、财政实力还是治理能力、人文底蕴都相对薄弱，整合集聚资源要素的能力不强。因此，必须把视野从“小城镇”拓宽到整个县域，这也符合当前国家政策导向。早在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专门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到了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在阐述我国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文件中，这里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提出了“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新议题。因此，无论是从现实基础来看，还是从落实国家战略来看，中西部地区都必须把小城镇纳入整个县域统筹谋划，将县城作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以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为牵引，进而把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效统筹起来。
最后，关于知识分子。我在北大社会学系读书时，一进系门口就能在一楼看到刻有费孝通先生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6字箴言的大石头，爬楼梯到二楼一出来就看见费孝通先生雕像正目光炯炯地看着我，每次看到都令人满怀崇敬之情。对中国社会学而言，费孝通先生可谓是奠基人之一。在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史上，像《小城镇 大问题》这样一篇在学术和实践领域都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论文，是极为罕见的。当时有两大背景：一方面，在学术上，社会学受“文革”影响中断几十年之后才刚刚恢复，中国社会学应当如何重建和前行还在思考、争论和探索之中。而《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就如同树立了一个样板，确立了中国社会学基于扎实的社会调查研究、有明确的学术问题意识、与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紧密联系的底色。另一方面，在实践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率先实行了“大包干”，其制度化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极大地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增长，但随后出现粮食剩余和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情况。在人多地少的国情下，农民如何能够普遍富裕起来，很多人都感到有些茫然。在此情况下，费孝通先生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一个关键命题：如何让小城镇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而不使农村凋敝的枢纽。因此，《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就像打开一扇新的窗口，让人们看到新的前景，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并在实践中产生巨大影响。
其实，《小城镇 大问题》只是费孝通先生整个人生的一个缩影。费孝通先生一生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提出了很多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观点，比如“差序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文化自觉”等等。晚年时，费孝通先生对其人生有过一段非常深刻的总结：“我做事第一讲科学，思路跟着事物发展的脉络走，第二要看对老百姓有没有好处。”前一句话讲的是他从实求知的学术品格，后一句话讲的是他志在富民的价值追求。
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也引发了我关于知识分子的两个思考：第一，什么是知识分子的优势？我体会，真正优秀的知识分子善于从实践中的问题出发，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总结升华，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毛主席在湖南的时候搞农民调查，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来去井冈山的时候继续做调查，写了《寻乌调查》，之后又写了《井冈山土地法》，在这个过程中，他通过对实践的理论升华，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费孝通一生致力于实地调查，始终百折不挠，1935年到广西大瑶山开展调研时，他的夫人王同惠女士还不幸殒命，书写了调查研究的悲壮篇章，有志于调研的后来者无不缅怀感奋。段羡菊先生在《小城镇 大中国：新型城镇化之吴江路径》这本书的前言中有一段话写得很细腻、很打动人心——“难忘啊，车间里的振奋，稻田旁的新奇，古镇上的惊喜，还有中午骄阳下的车站采访，满天星月的江村夜话，凌晨静寂时太湖岸边的热烈讨论……”这段文字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真理的灼热求索、对实践的无限热爱，我想这也是促使他写下这本书的驱动力所在。
第二，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追求？北宋大家张载有个流传很广的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被誉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也深刻烙印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之中。费孝通先生毕生以志在富民为追求，回答了一系列事关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即使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期间，他仍把领导工作与学术研究、社会活动密切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为国家和人民谋福祉的情怀，就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应有的追求和应担负起的使命。因此，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而言，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担任何种职位，始终都要记得我们首先是知识分子，要善于发挥知识分子的优势，更应坚守知识分子的追求。（刘林）
《小城镇 大中国：新型城镇化之吴江路径》
段羡菊 著
新华出版社 2025年10月
ISBN 978-7-5166-8150-3
定价：6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