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春天，新华社首位领衔记者张严平的新书《时代面孔》问世。拜读之际，感佩之余，又想到新闻与新闻学的话题。
二十年前，张严平的“成名作”《穆青传》出版，范敬宜院长第一时间推荐给我，回忆当年读后感，宛若郑敏诗歌意：
在一切的冲突矛盾中从不忘
将充满希望的主题灿烂导出
那时，“马工程”即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在范院长带领下，清华新闻学院当即启程并立竿见影，包括国务院总理称许的、《人民日报》头版刊发的大一新生李强的《乡村八记》（第一记）。
就在范院长主持的“马新观”课上，我们邀请到张严平开讲穆青，也让我亲身感受了她的热情如潮，激情似火。
同年，新华社播发了她的“代表作”，可以传之其人的《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翌年即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这届新闻奖评选工作是在江西，南昌盛夏，暑热蒸腾，重温《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依旧击节叹赏，起坐彷徨。
后来，我们不时邀请她，启迪学子，播撒火种。每次一来，站上讲台，她顿如一团熊熊烈火，烧得大家坐立不安，也让人领会了教书育人的真谛是把学生当作火炬点燃。那些年，清华学子就在这样一种精神感召与氛围下，投身新闻，各显身手。
一
张严平，山东人，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进入新华社。也是1982年，我从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主要从事新闻教育。由于我们均属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自然又多一层同代人的会心。
无论在新华社，还是在新闻界，张严平已是一株大树，赫然而立。邵飘萍尝言：“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作为当代中国名记者，张严平也是乐此不疲，同样成就了自己的新闻人生，包括荣膺范长江新闻奖与新华社建社九十年同时也是建党百年之际的“新华社卓越贡献奖”（全社万人，5人获奖）。
如果说，新闻行当有十八般武器，每个记者各擅胜场，就像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蛇矛，那么张严平就长于人物报道。在她笔下，多是平平常常普通人，即使是导弹基地司令员，在人民军队风云历史上，也同属普通一兵。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为《时代面孔》撰写卷首语时说道：
《时代面孔》汇集了张严平人物报道的“成功之笔”：“山沟沟里的共产党人”郭秀明，一年330天走在崎岖邮路上的乡邮员王顺友，懂军事、善谋略、思想超前的战将杨业功，办公桌放着“一号接待员”公示牌的信访局长张云泉，被誉为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的科学家吴大观，父老乡亲凑钱为其立碑的乡村医生刘易……书中展示了20多位平凡之人的非凡人生，刻画出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时代面孔，真可谓“群星闪耀”！
数十年来，张严平满腔热忱，满怀激情，不断挖掘书写人世间一颗颗闪耀的星辰。仅看其人物报道与采访手记的标题，时有爱、心灵、感动等字眼，就可略见一斑：《张云泉：爱因信仰而璀璨》《用爱点燃爱》《走近他的心灵世界——〈山沟沟里的共产党人〉采写札记》《去发现那一颗开放着赤子花的心》《把心化为一颗火种》《寻觅“感动”》《将军给我的感动》……中国记协主席、新华社原社长何平为此写道：“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大凡优秀的新闻记者，总是能够生动表现那些反映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或崇高，或平凡，无论是轰轰烈烈，还是普普通通，都是一个个值得记住的名字。”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面对扰扰攘攘乱云飞渡的世界，张严平的毅力与持守从何而来？除了新华社传统与人民记者作风，也源于她对人间烟火与各族人民的赤子之情，以及真挚的、深沉的、一往情深的爱，如同她在《热合曼的守望》中抒写的。热合曼是新疆库车一处佛教遗址的看护人，克孜尔尕哈石窟的维吾尔族员工。库车，古称龟兹，汉代西域都护府治所，唐代安西都护府所在，隋唐“龟兹乐”发源地，鸠摩罗什在此译经，玄奘西行在此设堂。季羡林说过，龟兹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四大文明唯一交汇处，现有克孜尔尕哈烽燧、苏巴什佛寺等世界文化遗产。读了《热合曼的守望》，我给张严平去信：
拜读你的《热合曼的守望》，就像聆听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开始是潺潺溪流，貌不惊人，波澜不惊。然后，一点点前行，水面逐渐开阔，水势逐渐浩大，沿途风光也越来越美丽迷人，直到惊涛裂岸荡气回肠的高潮……
且看一段河出伏流心潮暗涌的文字：
高中毕业的热合曼对“文化”这番厚重的理解，不是靠学历，而是靠心灵。
他最难忘父亲阿木提·谢木西——一个没上过学却心智聪慧善良的老人，把一颗金子般的心传给了他。
“父亲说，在信仰伊斯兰教之前，古代库车人、包括我们的祖先都信仰过佛教，这是祖先共同留下的东西，是文化，一定要保护好。”
热合曼永远都忘不了，2008年6月22日，68岁的老父亲走了，告别了他的亲人，也告别了克孜尔尕哈石窟。弥留之际，他紧紧抓着热合曼的手，说了最后一句话：
“看好石窟，那是国家的宝贝。”
……
问热合曼，如果重新选择，他会选择现在的工作吗？
他歪歪头，闪着英俊的眼睛：“当然。”
为什么？
“这里面有个很大的感情……”
他忽然停住了。
从烽燧方向传来了风声，或许还有其他声音，他冲上高坡翘首站立。夕阳下，
克孜尔尕哈烽燧与他遥遥相望。
热合曼说过：“我和它都是哨兵……”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在《时代面孔》中，此类篇章连绵不断。可以说，张严平既写人物，也写自己，她把自己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星辰大海。她说：“能将自己的感动化为千万人的感动，这是一个记者莫大的幸福。”她是有福之人，无论笔下感动中国的新闻人物，还是自己的新闻人生，无不境界幽远，意味深长。
二
伴随思想解放与文化多元，当代中国新闻界也不断焕发生机，新闻佳作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我们主编的“中国新闻学丛书”，也收入几部这方面的专著，包括武楠的《发掘好新闻——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新闻观念研究》、高红波的《时代印迹：中国新闻奖作品选读（1990—2022）》等。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高手名篇，更体现了高超的专业水平：
南振中：《鱼水新篇——沂蒙山纪事》（新华社，1978）
段连城：《阳光·阴影·希望——南国百日游》（人民中国日文版，1986）
詹国枢、庹震、刘海法：《开封何时能“开封”》（经济日报，1994）
王伟群：《乔安山的故事》（中国青年报，1995）
王慧敏：《热血铸边关——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军民戍边纪实》（人民日报，2003）
谭洁、张金玉：《惊心动魄的35分钟》（解放军报，2004）
李砚洪：《赤脚医生——20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北京日报，2008）
薄洁萍：《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光明日报，2009）
何盈：《走基层——塔县皮里村蹲点日记》（中央电视台，2011）
屈艳枝、卢浩然：《焦裕禄精神在新疆大地的回响》（开封日报，2023）
浙江宣传公众号
……
回望历史，新中国无数人民记者与工农兵通讯员竞相“弹在时代绷得最紧的弦上”，也为新闻学开辟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有位“青椒”来信问我：今天的研究要想“深入实际、不尚空谈”，该怎么做。我说，除了力所能及的实地调研，深入实际首先是深入历史，如陈先达代表作《走向历史的深处》所示。对新闻学来讲，历史深处在“五史”，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史与中华民族史，核心在于新中国史，而这也正是新闻学界的“阿喀琉斯脚踵”。只有系统地而非零碎地、实际地而非空洞地把握新中国史，新闻学才可能有真才实学与真知灼见，才有望解释世界并改变世界，而不是云里雾里，自娱自乐。新中国一代新闻学家甘惜分的“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言简意赅地揭示了新闻学的人间正道。拙稿《新中国新闻论》《新时代新闻论》《中国道路新闻论》《中国特色新闻论》等也做了粗略阐发，这里结合《时代面孔》，再谈谈新闻学核心问题。
何谓新闻学核心问题？一言以蔽之，“四力”即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之谓也。具体说来，就是采、写、编、评等新闻业务，如现代中国第一位名记者黄远生的“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在中国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新闻学曾经形成三位一体的自主知识体系：新闻理论、新闻历史、新闻业务。其中，新闻理论是灵魂；新闻历史是基础；新闻业务是核心。正如医学旨在治病救人、兵学旨在克敌制胜、国际关系外交学旨在折冲樽俎，新闻学百川归海也汇聚于新闻业务。张严平以及优秀记者的独门绝技首先都是采访，“我的‘诀窍’就是这种笨功夫——采访，采访，再采访”（张严平）。采访的学问绝非出现场、找个人、聊聊天的事情，艾丰的《新闻采访方法论》至今仍是中外新闻学的一座学术高峰。正因如此，陈力丹最近也强调：“不可忽视传统的采、写、编、评，这些仍然是现在各种新闻传播内容渠道从业者的业务基础……”
遵循“两个结合”，即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新闻学原有黄河长江一般源远流长的学术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拿新闻采写与新闻文体来说，我们一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各路新闻遗产，包括从以斯诺《西行漫记》为代表的密苏里传统到普利策新闻奖为典范的特写笔法，一方面形成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按照现行学科划分，新闻学列在文学门类，新闻院系不管什么专业均授文学学位。新闻与文学确有内在相通之处：一方面都关注鲜活的社会人生并追求文以载道（故而中国新闻天然青睐唯物史观及其新闻观，从而与所谓专业主义、建设性新闻等“美新观”圆凿方枘）。一方面都离不开叙事，区别在于——借马克思的说法：新闻依据事实描写事实，文学依据想象描写事实。总之，新闻与文学都是“讲故事”而非“讲道理”，新闻评论的道理也得贴着叙事或故事讲，如同先秦寓言、史记列传的太史公曰等。因此，新闻与文学、记者与作家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欧美的马克·吐温、海明威、索尔兹伯里、法拉奇，拉美的马尔克斯、加莱亚诺，苏联的巴别尔、爱伦堡、阿列克谢耶维奇等。穆青曾是延安鲁艺的文学青年，提倡“散文化写作”。光明日报总编辑、身兼记者与作家的王慧敏也主张：“打磨文字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新闻要想耐看、中看，就必须讲究语言艺术，让文字灵动起来。”故是否也可以说，新闻以及视听作品，均属王国维所论“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宋元戏曲考》）。列宁论述新闻的名篇，就曾被译为《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
无论如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脉、文体、文风，与中国新闻与记者藕不断、丝更连，所谓“新闻岂无学，典范在咫尺”（范敬宜）。一流记者与报道，更隐约可见一脉相承的文采风流。从诗经楚辞到诸子百家，从铺张扬厉的汉赋到曲径通幽的古诗十九首，从魏晋风流到盛唐气象，从唐宋八大家到明清小品文，从纵笔所致略不检束的梁任公到胸有成竹一挥而就的张季鸾，从邹韬奋范长江的文心雕龙到《解放日报》《晋绥日报》的平易近人，从穆青的焦裕禄到张严平的王顺友——中国文脉、文体、文风可谓一以贯之，包括“郑伯克段于鄢”的微言大义、“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导语手法等。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引驰在新作《文脉的演进》中，阐发的中国文学关注现实经验、最高审美理想是尽善尽美等，也无不适用于新闻。即使看似“程式化”“高大上”的新闻叙事——金秋十月天高云淡等，联系“大一统”的家国情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礼乐传统、“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历史襟抱，同样不难得到一种“同情之理解”。
这方面，“记者毛泽东”堪称中国新闻的珠穆朗玛峰：既以天纵之才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又以如椽之笔贡献了精妙绝伦的新闻经典，既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历史作用——从烽火岁月的“新华社最好的记者”到建设时期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从炮击金门到“小球转大球”，又自立于世界新闻之林。“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更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范本，无论“文坛翘楚”，还是“贩夫走卒”，无论萨特等欧美精英，还是2025年去世的乌拉圭前总统何塞·穆希卡等，每每心悦诚服，入脑入心。既是大记者又是名作家的梁衡，曾在《人民日报》撰文盛赞“文章大家毛泽东”：“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青史不绝，佳作迭出。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唐韩柳、宋东坡、清康梁，群峰逶迤，比肩竞秀。毛泽东算一个，是历史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高峰。”
事实上，不管是在毛泽东的新闻作品中，还是在一代代中国记者的笔下，人们都能看到汉司马、唐韩柳、宋东坡、清康梁的文脉、文体、文风。以一篇当年写好而未发布的新闻稿为例，便可领会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959年西藏平叛期间，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起草了一篇电讯稿，据说也是平生最后一篇新闻作品。这篇新闻述评纵横捭阖，挥洒自如，令人拍案叫绝：
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新华社二十八日北京电）雅鲁藏布江以南、喜马拉雅山国境线以北广大地区平叛战斗，已经基本结果〈束〉，得到很大胜利。这是当地人民群众对平叛战争热烈拥护与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两方面相结合而完成的。美国反动记者艾尔索普说，平叛是不行的，要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供应，道路修阻，工具缺乏，所以平叛无望。台湾反动文人头子胡适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胡适的家乡安徽省徽州府地方，山不甚高，水不甚深，日本人不敢去。西藏的地形［特］别地高且复杂，像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只有若干小段通皮船），共产党如何能打叛军呢？胡适在这里实行了他的所谓“大胆的假设”，可是看不见他的所谓“小心的求证”。胆则大矣，心亦甚粗。全世界反动派，以胡适为代表，忘记了一件事，日本打中国，反革命打革命，中国平叛匪，以革命打反革命。二者完全相反，胜败判然不同。西藏的地形很高，空气较薄，也吓坏了很多对于西藏人民的同情者，乐坏了世界上大部分资产阶级。前者说，恐怕有些困难吧，汉人帮助藏人进行平叛战争，进行社会改革，实行必要，困难必多。后者说，一定不行，至少是长期的。朋友们，敌人们，你们都错了。寇能往，我为什么不能往呢？这个世界屋顶共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一百二十万。住人的地方在丘陵、溪谷，并不很高，海拔三千多公尺而已，为什么不能住人呢？叛乱前，我们只有二万人在那里，分布在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中的若干要点，包括军队和工作人员在内。叛乱后增加了两个半师及一批干部，只有二万多人。连前合共五万人，合于艾尔索普认为必须要有二十万人的四分之一。干部中有近万的藏族青年干部，他们干劲十足。平叛以后，要组［建］藏族劳动人民的自卫武装，少数是正规的，多数是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到那时，人民解放军留下一个师就够了，主力可以撤出。我们的印度朋友没有惧怕的理由。我们家事还忙得不亦乐乎，还有闲工夫管别人的事吗？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原则上不许可干涉别人内政。但是也请你们不要管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闲事，并且最好少嚷嚷。嚷是无益的。你嚷我必嚷，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这里有一个文件，是人民解放军一三四师政治部向北京的报告，讲的是人民群众帮助平叛的故事。照录全文，一字不改。我军政治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应当改正。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如此新闻大手笔，既条分缕析，深入浅出，把事情与道理讲得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又颇有“扫除凶逆，芟夷遗寇，旌旗舒卷，日不暇给”的豪迈气势，堪称舆论战、心理战的样本。
三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出人意料又令人振奋地把新闻学列入十一门“支撑性学科”。这一罕见之举，一方面表明党和国家对新闻学极度重视，一方面也可视为这个学科乱象未已。虽然一批批正心诚意之士不断推进新闻学并攀登新高峰，如中国传媒大学精心制作并推介的中国新闻奖作品系列、肖郎平的《叙事准确性：新闻文本的批评与重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但与此同时，邪魔外道非止一端，啧有烦言不绝于耳。
在我看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当数一边痴迷于“两国”即美国和民国（大公报热、方大曾热），热衷于“三脱离”即脱离中国国情、脱离人间烟火、脱离新闻实践，沉溺于自西徂东莫测高深的“理论旅行”（物质性、具身性）；一边对新中国的新闻传统或不屑一顾或不以为然，在一波未平一波起的技术新潮下，不断畅想新闻无学过时论（其实乃指新中国的新闻无学并过时）。简言之，新闻学的突出问题在政治价值混乱与专业定位错乱，包括2024年的新版学科目录（拙文《“保卫新闻学”：略论中国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已有讨论）。最让人不解的是，号称新闻的一些“核心期刊”，往往除了新闻，天上人间无所不谈，从冷战传播学到美国社会学，从天文学到植物学，从神学到玄学，琳琅满目，不一而足。陈力丹批评的一篇研究李大钊的文章
问题，在各路核心期刊以及林林总总的学位论文、学术论坛中早已司空见惯，屡见不鲜：
本文试图突破既有范式，以传播学“分众传播”理论为基底，以某人的讲演为研究样本，整合霍米·巴巴“文化翻译”、詹姆斯·凯瑞“传播仪式观”及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等跨学科框架，构建“对象分层—话语接合—逻辑辩证—效果裂变”的四维分析模型。通过挖掘某档案、记录、数据等多元史料，重点阐释：某人如何借“术语脱域—经验嵌入”策略实现理论话语的圈层适配，如……“问题穿刺—历史必然性论证—行动召唤”的辩证逻辑何以消解精英—大众的认知鸿沟；媒介生态与空间仪式又如何催化思想能量的跨圈层共振。这种研究路径不仅填补传播机制的系统化阐释空白，更以“可共情意义生产系统”概念回应全球南方国家的理论旅行困境，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历史个案的方法论镜鉴。
看似奇葩，莫名其妙，却乃当下学界之正宗，就像科举时代的八股文。《儒林外史》有个出身翰林的鲁编修，膝下无子，唯有一女，故从小当儿子一般教授四书五经八股文。鲁编修开导鲁小姐的谆谆教诲，堪称时下学八股、洋八股的生动写照：“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2025年第五届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术研讨会上，陈力丹发表《新闻传播学面临的学科危机与应对》，把脉学术“流行病”让人深有同感：看一看本学科这些年发表的论文内容，外国的、玄虚的、赶营销时髦的成分太多，却不去回应现实中国新闻传播亟待解答的问题，我们的教学也有脱离现实传播情境的问题。看看本学科已经发表的文章内容，我们是不是太脱离实际了？眼下能做的选题其实很多，问题在于研究者们泡在一堆外国人名以及他们的词句和所谓理论里出不来了，又不大懂新闻实务，不会分析现实传播中的很多具体问题，不能对新出现的各种传播现象给予理论上的解惑。
尽管“支撑性学科”的目标提出将近十年，各方也在不断倡导“立足中国大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等，尤其是一批新时代新青年守正创新令人耳目一新。但显而易见，“对空言说”之风依旧盛行不衰，洋八股学八股摩肩接踵，算法传播、智能传播、数字传播等空洞玄虚如张文木所谓“不打粮食”的学术流行语前呼后拥。为何脱离实际崇尚空谈能够蔚然成风？究竟什么名堂顽固左右着新闻学科？
说来羞愧，三十年前，笔者也曾率尔操觚，发表《学统与学院派》，人云亦云鼓吹“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就是说，学术是学术，实践归实践，车走车路，马走马路，井水不犯河水。如今“学院派”虽未明言并形态各异，但内在逻辑如出一辙，不妨概括为“科学与经验”：学术是科学，实践是经验（这里，新中国的新闻学自然不在科学之列，正如马恩列毛与新时代新思想不算理论）。由于科学凌驾于经验，故从学位论文到学刊论文大抵都用美西方的新潮理论（科学）应对中国新闻的实践（经验），如同上述“李大钊”一文。当然，这一内在逻辑并不限于新闻学，而是广泛见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并具有法相庄严的渊源——从柏拉图到德布雷，比如与新闻学同属经世致用的国际关系学：
或是缺乏问题意识，成天谈些“不打粮食”的话题，玩弄“高来高去”的理论游戏，以及探讨“针尖上站几个天使”之类的伪问题；或是抓不住主要矛盾，“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出现“博士买驴”，却“三纸无驴”的“学术注水”现象；或是一味追求辞章华美，强调文字雕饰讲究四六对仗。
按照“科学与经验”的逻辑，科学或学术是学理化、体系化的高深学问，可为智者道，难与俗人言；经验属于碎片化、实用化的日常知识，何足道哉。之所以“言必称希腊”，因为是科学；之所以“死不说中国”，因为是经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在反思历史的社会语境下，受制于盛行一时的形而上学——坏就绝对坏、好就绝对好，新闻学一方面对新中国的传统弃如敝屣，一方面如获至宝地拥抱貌似科学的冷战传播学，反马反共的冷战斗士施拉姆及其《报刊的四种理论》等，至今仍被“985”新闻院系奉为“经典”，并频频见于学位论文、核心期刊、暑期培训等。于是，一边是悠悠万世惟此惟大的科学，一边是指为鸡零狗碎的经验，攻守之势自然异也。
不过，老一代以及“八十年代新一辈”毕竟还有马列积淀，又在社会人生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即使东倒西歪，尚存某种定力。而新世纪以降，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从纽约到伦敦的“科学”之势渐成气候，伴随一整套国际化即美西化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确立，新闻学越来越疏离社会历史、人间烟火、新闻实践。与此相应，莘莘学子远离“泥巴汗水”，从未接触新闻的“青椒”入职高校，栖身“平静书桌”并专注论文发表（非升即走，不得不然），也日益成为常态。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新闻学里王公日多而士大夫日少。对此，仅仅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实践出真知、大道至简等，恐怕并未打中七寸。因为，“科学与经验”的内在逻辑及其一整套学术评价体系如同两条钢轨，牢牢制约着新闻学科的前行方向。为此，首先必须“让思想冲破牢笼”。
随着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国策的颁布，大美新疆已成各方瞩目的旅游胜地、经济高地、战略要地、文化宝地。端午时节，内地朋友想来新疆旅游，问起天气情况，当时最高温度三十多摄氏度。三十多度，应该很热，我说不热。怎么会不热，对方不解。这里就折射了“科学与经验”的问题。所谓温度，是科学测量的结果，而冷热，是亲身感受或生活经验。由于地处塞外，湿度低，早晚温差大等，即使三十多度，我们也不感到怎么热。内地特别是江南，之所以暑热难捱，因为除了气温，更有潮湿、气压等物候环境。所以，单凭温度，并不能反映新疆的冷热体感。
这个温度与体感的例子，也见于2024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新书《何为科学：科学是什么，科学不是什么》（The Blind Spot：Science Cannot Ignore Experience）。在这部颇受关注的新作里，来自理论物理学、天体物理学、科学哲学的三位教授，阐述了一个核心观点：现代科学出现危机的根源，在于一种“盲点”（Blind Spot）世界观。在生理学中，盲点原指视网膜上的一个特殊区域，这里由于缺乏感光细胞，无法感知外部光线，从而形成视觉上的“空白”。用杜牧的“睫在眼前长不见”诗句解释，就像眼睛反而看不见近在眼前的睫毛。
按照《何为科学》的分析，我们认识科学时也存在类似盲点，它使我们对原本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浑然不觉：“视觉盲点的中心是视神经，而科学盲点的中心则是直接经验。”这种盲点无形中影响着我们对经验的感知，并深刻塑造了人们对科学的认知：“盲点带来的悲剧在于，我们失去了人类知识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即我们的生活经验。”不仅如此，“盲点将我们困囿于一种误解科学并使生活世界和人类经验变得贫瘠的世界观中”。威廉·芬尼根（William Finnegan）的《疯浪人生》（Barbarian Days：ASurfing Life）提供了一个生动例证：对冲浪者来说，测量浪高对冲浪者无关紧要，因为重要的是他们如何把握身体与冲浪技巧，如何判断海浪的大小凶猛程度：“如何通过直接经验与海浪互动至关重要，而在这种直接经验之外对海浪进行客观测量则毫无意义。”正如日益玄虚大而空的新闻学与中国记者的实践了不相干。
在盲点世界观下，源于一系列越来越科学精细的概念与理论，诸如空间、时间、运动等，成为真实的、根本的存在，而人们的真实经验反而成为科学的衍生物，甚至贬抑为一种大脑幻觉与幻象。换句话说，由于盲点遮蔽了直接经验，使人们将科学理论当作实在本身并比实在更可靠，认定“科学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客观物理实在的真实描述”，从而忽略了科学的认识来源与现实支撑就在于直接经验，就好像“我们掌握着由自己绘制的最精确的地图，却遗忘了我们正是那位绘图者”。比如，我们把天气预报的“温度”视为世界的一种客观属性，独立于直接经验而“就在那里”。殊不知，作为一个物理量的“温度”概念，即人们视为客观世界一种属性的东西，原本出自身体对冷热的经验感知，并在科学实验与测量中逐步确立。然而，由于盲点，“我们已经遗忘了支撑这些科学概念的生活经验，并且认为这些概念所指的内容比我们的身体感觉更为根本”。同样，你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梨子的滋味来自品尝，而非植物学、营养学等化学成分分析。对没有味觉的人而言，无论什么样的科学理论，显然都无济于事：“直接经验是观察、调查、探索、测量和论证的前提条件。任何事物的显现和可用性，都依赖于我们的身体及其感知和感觉能力。”故三位教授最后呼吁：
我们不能让科学仍然埋没于近几百年的哲学信念中，这种哲学信念和当下的文明毫不相关，它们不能告诉我们现在身处何处，也不能告诉我们将去往何处。
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亦然，包括新闻学。对空言说之风，也源于摒弃直接经验的“盲点”：“学术界喜欢欺骗自己说，学术有理由从书本到书本，只关心概念而不需要关心真实。”（赵汀阳）拿我来说，读大学时，新华社记者黎信、后来受聘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的李竹润有组文章，让我读得兴味盎然，而当我成为清华大学教授时，却越来越看不懂权威期刊的高头讲章了。再如，人民日报的《新闻战线》、新华社的《中国记者》等期刊，都曾是新闻学的权威平台，而随着“科学与经验”之势日益弥漫新闻学及其评价体系，学院派刊物俨然成为正统，博士毕业、职称晋升、学科评估、成果统计等只看后者而不认前者。国际关系学者所论如下问题，同样折射着新闻学界的学风与文风：
许多学者急于与“出租车司机”区别开，因此人为进行“学术加密”：著书立说以玄而又玄为荣，研究过程以烦琐复杂为耀，遣词造句以拗口生僻为好。别人越是看不懂，越能体现自己水平高超。
理论是用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而不是用来吓唬人或装点门面的。“为理论而理论”“为方法而方法”的烦琐论证和“学术加密”，实际是缺乏问题意识和思维洞见的体现，也是反人民的精英意识作祟（试图垄断知识话语权）。它只会使研究者走火入魔，离真理越来越远。用这样的理论指导实践，只会误国误民。
研究者没必要介意与出租车司机“所见略同”。出租车司机是劳动群众的代表和缩影，他们对热点问题的总体看法，主要是基于经验和常识，因而更接近事物本质。学者的研究结论与劳动群众直观体验吻合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
如今已占中国新闻学大半江山的美西方传播学知识体系，更是集中暴露了盲点问题。按照类似自然科学及其科学实验“工作间”的逻辑与操作，“事物在严格控制的人工环境中的表现，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其在不受控制的非人工环境中表现的指南”。于是，唯洋是从的传播（科）学不仅“将少数进行了成功预测的案例普遍化了”，而且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工作间里所发生的事件的放大版，那么我们不仅在理论上会出大错，而且在实践和社会政策上也会陷入误区”——远看赵括、马谡、王明，近看各种“新闻（传播）创新工作坊”。
总之，道不远人，用赵汀阳的话说，“无论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多么深刻，都必须与生活问题相关，在生活语境中没有意义的哲学是坏的哲学”。事实上，一旦让思想冲破牢笼，那么在新技术、新媒体日益普及与发达的信息时代，新闻学不仅不是远离社会生活、日常经验、新闻实践的“屠龙术”，反而大有用武之地。在延安时代，胡乔木发表了两篇新闻学论文《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与《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而如今，人人学会写新闻越来越具备现实条件。说起“人人都有麦克风”之时，正是“人人需要新闻学”之际。类似当年通讯员的数以亿计的网友，一方面提供了如山似海的新闻信息，另一方面难免五花八门的专业问题（专业记者也难免）。因此，越是信息时代鱼龙混杂，就越是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新闻学本领，也越是讲究先声夺人取精用宏的新闻学
手法，包括导语、5W要素、倒金字塔结构等。多年前，艾丰在清华大学新闻讲座上，谈到新闻学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备素养，比如简明扼要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现在看来，更是如此。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肯尼迪当选总统后，派了两位特使去南越考察并对形势做出研判。两人回来，汇报情况，一个说好得很，一个说糟得很。肯尼迪沉吟片刻解嘲道：二位去的是不是同一个国家。时下新闻学也如一个国度，两套话语，这边是潮起潮涌的新闻实践以及中国道路、两个结合等大道之行，那边是象牙塔的“工作坊”以及理论旅行、思想殖民、学术加密等。2026年是新闻学列入“支撑性学科”整十年，敢问画眉深浅入时无。（李彬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喀什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协商选自《华夏文化论坛》第四十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