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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何处不归鸿——宋代流寓岭南文士的故乡观念
2020-02-10 09:28:45 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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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后赤壁赋图卷》(局部) 资料图片

  编者按

  流寓文学与文化研究正成为学术热点,不仅成果产出、课题立项逐年增多,而且平台建设也有突破,中国流寓文化研究中心获批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即为显例。本期刊发3篇相关论文。“乡愁”可谓流寓文学的永恒主题,但不同时期流寓者的故乡观念是不同的,更主要的是流寓者精神的自我调适与超越。彭洁莹副教授的论文以宋代流寓岭南文士为例,阐释了流寓者故乡观念的变迁,触及了流寓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固是文学艺术发生演变的重要因素,但无论作品创作抑或传播接受最根本的还是作为主体的人。李雄飞教授的《“西调”流变》,通过对明清两代西北人群“流寓”现状的描述揭示了“西调”流变的深层原因,视角独特。韩愈流寓潮州仅有短短八个月,但却产生了深远影响。李言统教授从“韩愈诗文及事件的传奇化敷衍”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文人、官方与民间合力演绎的具有多重面相的韩愈形象,对研究流寓文人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具有启迪意义。(张学松)

  “岭南”在地理上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及海南,负山临海,距中原万里之遥,气候炎热、飓风时作,风俗奇陋,成为唐宋时期的“死囚流放之所”,是唐宋文士心中文化不至的蛮夷之地。由此,因贬谪、宦游、避乱等各种原因流寓到岭南的宋代文士,面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放逐,在生命沉沦的苦痛中,“北归”“还乡”便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诗文中。然而,日暮苍茫,何处是吾乡?检读这些诗文可知,宋代流寓岭南的文士在“北归”的企盼中,“故乡”的内蕴是变化着的,这些变化显示了他们对流寓地的逐渐接受和精神超越。

  一

  流寓岭南的宋代文士企盼北归之故乡,首先是指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山”“故土”。

  苏轼早在入仕之初,即有与苏辙“夜雨对床”的设想,晚年被贬儋州,更有“相从归故山,不愧仙人杞”(《以黄子木拄杖为子由生日之寿》)的故乡之念,然而“故山不可到,飞梦隔五岭”(《和陶杂诗十一首》)。当他看到海南人不重寒食节,而在上巳日上坟时“老鸦衔肉纸飞灰”的熟悉场景,更是油然而起“万里家山安在哉”的乡关之思。苏辙被贬岭南时已60余岁,从雷州到循州,他“常惧寄死南荒,永隔乡井”,唯愿“罗网解脱,振衣北还,躬耕为乐”(《龙川青词》)。苏辙回应兄长的“故山”之约:“归心天若许,定卜老泉室。”(《次韵子瞻寄贺生日》)秦观在元祐党争中一贬再贬,从处州、郴州直到横州、雷州。在雷州,秦观悲叹:“南土四时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作石,一齐忘了家乡。”(《宁浦书事六首》其三)邹浩受章惇打击,两谪岭表,面对“广南东西四十州,瘴疠莫与新昭侔”(《移居昭州》)的不适,他所思所念的皆是还乡:“此生岂复公卿望,惟喜斑衣早到家。”(《记梦》)李纲在雷州:“此身漂泊旅天涯,九日凄然客念家。”(《九日怀梁溪诸季二首》)重阳佳节加深了天涯客子的思亲之心。

  “安土重迁”思想孕育了中国古人的乡国亲情意识,就这方面而言,只要在异乡,都会引起思乡的惆怅。然而在宋代被视为化外之境和“死囚流放之所”的岭南,由于迥异于中原的自然环境与气候风土,身体的不适本来就容易产生生命脆弱、命运无常的忧惧,远离朝廷的被抛弃感又加重了这种沉沦之悲。在孤独凄怨的心境下,家乡和亲人就是生命中最大的慰藉,成了流寓岭南文士心中最自然的指向。

  二

  “家山”毕竟在万里之遥,流寓岭南的宋代文士们不得不屈从于北归无望的现实处境,对流寓地从最初的疏离、排斥、对立到熟悉、适应、接纳,甚至“直须便作乡关看”,在对他乡作故乡的转化过程中,心态上经历了从愤恨忧惧、失望疲惫到淡然平和的过程。

  宋代流寓岭南文人把流寓地当故乡,并不意味着“家山”不好,而是在自遣中努力以各种方式使他乡可居。当他们调整心态,便也发觉,他乡的山水竟也秀丽,风物可取,士民可亲,这反过来又坚定了他们在流寓地著书授徒、宣化斯土的决心,由此岭南流寓地便也成了能够安身立命之所在。

  三

  宋代流寓岭南文士的归情无论是指向“家山”还是流寓地,都有具体的地理意义,是“安身”之所,然而想要破除困扰求得安宁,不仅在于安身,更在于安心。有了这种以心灵自由为旨归的超然旷达,那么中原也好,岭南也罢,无论归家或者归朝,所有的安心之处都成了安身之所。

  苏轼《定风波》“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借对随王定国远谪岭南之歌妓柔奴的赞叹,抒发自己逆境中随缘自适的旷达襟怀。晚年流寓岭南,他对人生的思考更臻圆融,认为“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和陶归去来兮辞·序》)。岭海北归途中其精神升华到四海为家的境界,“春来何处不归鸿”(《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海北天南总是归”(《次韵郭功甫观予画雪雀有感二首》)。这种融合了儒、释、道思想的故乡观,消解了故乡与他乡、中原与岭南、显达与贬谪、出与处的矛盾和对立,成为他超越苦难、不以离乡去国为忧的重要精神力量。远谪岭南的苏辙,亦极力摆脱世事牵系,更多指向内心:“不悟万法空,子如此心何?”(《次韵子瞻和渊明拟古九首》)李光谪居岭海十五年,然而他“是非荣辱,了不相干,故十五年之间,虽老而未死”(《与胡邦衡书》),其《乙丑二月予赴贬琼山,苏令办自蔚平追路至陆川访别临行作两小诗》曰:“墟落相逢一笑迎,旋沽浊酒得深倾。明朝转首俱千里,君到藤江我到琼。”琼山也好,陆川也罢,正是有了这种宠辱不惊、心安为家的随缘自适,李光才能坦然笑对和好友各自南荒远谪。缘于“从来到处安心地,肯认家山作本原”(《逸贤峒》)的超然洒脱,胡铨面对新州暮春时节的阴晴天气、连绵梅雨,没有常见的忧愁哀怨,想到的是“今岁荔枝能好”(《如梦令》)的丰收喜悦。

  流寓岭南的宋代文士,在“北归”的企盼中,“故乡”的内蕴在具体的地理概念上经历了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到对流寓地“直须便作乡关看”再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心灵避难所的变迁,其间流寓文士们经历了迁客逐臣的幽忧怨愤、佛道隐士的超脱圆融、敦敦儒者的淑世情怀的心态变化和自我精神重建过程。

  (作者:彭洁莹,系广东海洋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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