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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与写本
2020-03-29 10:56:29 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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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继刚

崔铉撰文、柳公权书《神策军碑》(局部) 资料图片

图1

    碑刻文献是镌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图案。写本文献则是以毛笔蘸墨在竹简、木片、树叶、碑石或植物纤维纸等书写承载材料上书写的文献资料。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

    从文献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碑刻文献处于以毛笔书写形成文献的历史阶段。其制作过程包括书丹、刊刻等最重要的两步,前者是用毛笔蘸朱砂,按照写本文献的格式,把业已拟定的碑刻文稿,誊写到画有界格的石板上。其后,用雕刀把石上字画刊刻出来。书丹体现了写本文献的特点,其书体,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书体面貌,即汉碑用汉隶,魏碑用魏碑体,南朝以来基本完成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至隋碑,南北书法臻于融合,为唐代书法起了先导作用,唐碑之楷则相当圆熟。而刊刻则体现了刻本文献的特点。但碑刻以阴文为主,刻本则多为阳文。

    从形制上看,碑刻类于卷轴,保留了简策制度,即整体上采用竖线相隔,状类绳编之简策;其书写行款格式,完全承袭传统简牍文献的下行左走格式。从校读符号上看,碑刻文献或存有校读符号,如重文符号用“(图1)”。倒字校正符号作“し”,《八琼室金石补正》云:“‘刊处’二字之旁作‘し’形,盖文系‘寻处刊形’,误倒作‘刊处’也。”衍文,则在衍文右边加点“•”号以示删除。脱文补刻,有的加补刻符号“く”,然后再补刻于旁。这些写本是一样的。

    但碑刻在内容上有自己的特点,因为镂于金石是为了传之不朽,所以碑刻多为旌表纪功以冀传之后世而作。其所刊文字,或彰显神灵祖宗的功德,或纪念英雄的伟业,或为描写宏伟壮丽的建筑,或刻名家诗赋,以纪山川之秀美,也有一部分为四部典籍、政治、宗教等高文大典,其意皆为传播当世,递之不朽。其所刻图像,不论是文王、周公,还是孔、孟,也不论是老子、佛祖,还是彭祖、关公,无一不是明君、忠贤等正面形象。其所刻动物,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有祛邪、避灾、祈福之用;其边饰卷草纹,忍冬、牡丹、石榴、荷花、菊花、兰花等,多为耐寒、富贵、高格、傲岸的代表。内容严肃、规整,图饰华美、典雅,同于刻本文献。

    综上,碑刻兼具写本与刻本的特点,但它所具备的写本特点又明显多于它所具备的刻本特点,因此它属于写本文献的范畴。

    碑刻文献属于写本文献的范畴,但从书写载体、内容、作用等方面看,它又不同于其他写本文献。

    从书写载体来看,简牍阶段写本文献的书写载体主要是竹简、木牍,纸质写本文献的书写载体为植物纤维纸,碑刻文献的书写载体则是石板。这些石板多用青石制成,但地方不同,使用石材亦不同。如北方之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南方之湖北宜昌、四川隆昌等地,均盛产青石,河南郏县采用当地红石,四川地区则广泛采用青砂石等。纸质写卷直接在植物纤维纸上书写即可。碑刻文献的形成则要繁复得多,包括制碑、书丹、刻石等阶段。具体来说,包括石料的凿制、绘画图案、刻画界格、书丹、刻绘图案、镌刻、检校、修复等几个环节,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为书丹上石与镌刻,即用毛笔蘸朱砂在画好的界格内书写,其后,再用雕刀在碑石上刻写出阴文(少数为阳文)。镌刻是碑刻文献有别于其他写本文献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文献的作用来看,不论是简牍写本时代,还是纸质写本时代,政府律令、儒家经典、各类史乘、诸子百家、别集总集,皆书之于简册或者纸质卷本;而书之于碑石之碑刻文献,多为碑志文,碑刻主要用于志墓等丧葬之用,这是碑志的主体作用。从内容构成来看,碑志文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前序后铭,序文主要介绍墓主的名字、籍贯世系、仕历、妻子以及卒葬时地等,铭文则对墓主的形貌、品德、功绩进行赞颂。二者前荣后哀,即序文追述墓主生前之功烈,铭文直抒生者现实之悲情。

    碑刻文献由于质地坚固和流传久远,在文明传播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从内容方面看,碑刻文献可以校勘或印证其他写本文献,补充总集或别集。如苏轼撰并正书之《宿九仙山》,“暂”,《苏东坡全集》作“一”。“春”,《苏东坡全集》作“香”。“半夜”,《苏东坡全集》作“夜半”。诗文上石后未经改动,当以石刻文字为正。且细品文意,以石刻文字为优,可以校勘《苏东坡全集》。曾国藩撰、孙海正书并跋之《题桂湖诗刻》则印证《曾文正公诗集》文字之确。宋代词人章概之《蝶恋花词》可补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之总集《全宋词》,清代诗人黄溥《黄溥李贤诗刻》可补别集《石崖集》《漫兴集》等。

    从文体方面看,碑刻文献可以丰富古代文学的体裁,增加碑志、造像记、买地券等文体。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专门介绍诔、铭,开碑志文的先河。尤其是墓志,自汉末以来,以至有清,其所录志主之生平仕历、铭文等为文辞优美之传记文学作品,是以历代文学大家文集中多录有碑志文,如《韩昌黎集》第二十二至三十五卷,《苏东坡文集》第八十六至九十一卷等。此外,《柳子厚墓志铭》《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五人墓碑记》则以文体优美、情感真挚而入选《古文观止》。佛教造像记是指为各种宗教石窟、神龛等像的制作留下的记录文字。该文体产生于北魏,直至近代,记载造像者、造像时间、所造之像、造像原因、发愿之辞等几个部分,如北魏“龙门四品”《始平公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等,均以叙事情切、书法灵动成为造像记之精品。买地券是西汉以来出现的具有鲜明道教文化特征的随葬文字材料,是一种象征性的证券,放在墓内以保证逝者对墓地的所有权不受侵犯。该文体涉及的内容包括墓主籍贯、身份、生卒时间、墓地位置坐向、买地时间、地价、四至、墓葬神煞、立券时间、立券人等。如西汉建元元年《王兴圭买地券》、北宋元丰八年《蔡八郎买地券》等,这客观上都丰富了传世文学作品的文体。

    从语言上看,碑刻文献中产生的典故语丰富了写本文献的词汇。尤其是汉魏六朝时期的碑刻,由于该时期是我国汉语之典故词的凝固期,上古以来产生的大量典故在此期间迅速定型,并产生了一批新的典故词。这些典故词采用缩略造词、割裂造词两种方法,前者如“鹏图”“吐握”“升湖”“来歌”“还鱼”“庵罗”,分别为古诗文语句、成语、神话故事、俗语民谣、历史故事、佛教用语等;后者如“尸素”“埙篪”“支百”“彝叙”“钧天”“佩犊”“翘车”等,这些典故词的主要生存环境为碑刻文献。

    从书体方面看,清代以前我国的书学主要是帖学,但东晋以来“二王”之帖真本逐渐散失遗落,宋代以来的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原始本越来越少,翻刻本已尽失原帖的面目与神韵,这些都导致帖学式微。相反,碑拓则未经后世篡改,留存本真面目,因此借助帖学的衰微之机乘势发展起来。至清中叶以来,碑学得到强盛的发展,出现了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一批大家。

  (作者:吴继刚,系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28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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