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翻译了十多部长篇作品，有十多种语言，目前在翻译的还有好几部。最近《高兴》一书的英文版在全球发行，我挺高兴，也感到挺幸运的。所谓的世界文学就是翻译文学，不翻译谁也不知道你写得怎么样，因为谁也看不到。所以翻译的作用特别大，我自己也特别敬重那些翻译家。虽然我自己不懂翻译，但是想想，翻译和创作者是一样的，是另一种创作，也特别辛苦。在我接触的翻译家中，他们付出的劳动也特别大，有的一部作品翻几年。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也会和作家沟通很多东西，那种认真我还是挺感动的。

作家都是站在个人的立场来写东西，在写作过程中，他不可能附加更多的东西。当然写出来以后，别人通过你的作品可能了解到中国，了解到某一个阶段人们是怎么生存的、他们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但首先是，你得把作品写出来，别人才可能给你这样那样的议论。对于作家来讲，主要是把他的所感、把他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这就对了。起码我自己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比较复杂，毕竟不能要求每部作品都是全民来阅读的，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做到这样。我经常讲，任何作品都是给一部分人写的，比如有的是针对年轻人，有的是针对年长者。你不能混合起来看，我觉得这不是很公平。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大家追逐的东西。年轻人喜欢一些作品，不管是文学还是影视，他去追逐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是无可非议的东西。但是这种作品也有一部分人是不满意的。所以说，世界是比较复杂的、多元的，每部作品只可能针对一部分人来写，不可能达到全民认可或者追逐的程度。

现在情况和以前是不一样的，社会在发展，创作人群也在发生变化。实际上这个写作吧，就好比开车、摄影，在过去的年代没有那么多车，一个单位可能只有一两个司机。但现在，人人都会开车，人人都会摄影。文学传统的继承，长期来看必然会一代一代发展。但是具体到某个节点的时候，肯定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状况，这都是特别正常的，我觉得没有啥需要大惊小怪，或者是不满的。创作者的路都是一样的，拿中国来讲河水基本上都是从西往东流，小河往大河流，河水慢慢就大了。你不能只看这一步，或者这两三年里的出现的作品是什么样子，这都太短暂了，还是要长远来看问题。

我自己没有微信，但别人会问我，经常能从微信上看到一些，其实有相当多的都是假的，都冒名的，那就不是我的。了解我的作品语言风格的人，一看那就不是我写的。但是这也没办法，你也没办法来纠正这些东西，你在哪儿发纠正的声音？现在社会风气它基本上就是这种吧。心灵鸡汤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都是欢迎的，就和父母教育孩子讲“你要好好学习这样”，你说这对不对？对，太好了。但时间一长就有逆反心理了，现在不是有“毒鸡汤”的说法么，这种说法也挺有意思。不管心灵鸡汤，还是别的汤，一篇两篇八篇十篇都觉得挺好的，但是一多他就不行了。道理都是一样的，过一段时间会出现另一种味道。中国社会开放以后，菜多了，汤多了，你可以在里面选你想吃的菜，选你想喝的汤，大家都在这种多元的东西里面挑选自己的东西吃。

《朗读者》节目开设以后，我觉得挺好的。我本来想，这个时代朗读类节目哪会有收视率？但是没想到，这个收视率那么高，当然自己也有幸吧。斯琴高娃朗读得也特别好，说实在的，感动了好多人。后来董卿也叫我去朗读，我说我还是不去了。因为我讲陕西话嘛，别人也听不懂；再一个，朗读需要专业训练，如果口齿不利索的人上去朗读，那就失去效果了。所以我说，最好不要让我去，我会拉下你的收视率。

我文章写得很真。因为写父母文章，用不着花言巧语或者多么修饰、装腔作势，不需要那些东西。也不是说写出来以后要让多少人感动，首先，我是给我自己写的。《写给母亲》这篇文章基本上是母亲去世三周年的时候写的，因为不到40岁的时候我父亲去世，那是我人生最大的打击，以前没有经过这个事情，特别痛苦，然后就写了一篇文章《祭父》，那几乎是含着眼泪写的，那篇文章写得很长。经历过父亲去世以后，慢慢随着年龄的增大，对人的生死看得就比较开一点了吧。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就没有写文章，但到了三周年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过不去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尤其是静下来以后感到的一种痛。所以三周年的时候，我写了怀念母亲的这篇文章，不是从我母亲一生当中发生了多少事情来谈，而是就谈我瞬间能一下想到的一些事情。比如，我会突然间感到那个房子很空，经常感到我母亲还在，但她确实不在了。挺怀念母亲生前那几件小事情，就写了这篇文章，寄托我的一种哀思吧，就这样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