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是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大攻坚战，其中有一个攻坚战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国有企业负债率比较高，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风险来源。第二个考虑是过去几年国有企业负债率稳步上升势头没有得到遏制。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这个《指导意见》。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了一个目标，把国有企业负债率三年降低两个百分点，就是从2017年底到2020年底三年降两个百分点。
这个目标我认为是合情合理，把握住分寸的。三年降低两个百分点其实并不是那么激进，应该能够按期实现。2006年底，我国国有企业负债率是比较高的，接近67%。从2017年初开始我们国有企业负债率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到现在已经降到66%以下了。如果是按这样一个速度来预估，要维持这个趋势下去，三年降两个百分点，应该说能做到。
当然也不能说轻轻松松就实现。首先，我们国有企业负债率到2017年底还是66%这样一个水平，现在也是65.5%左右，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负债率的水平了，还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一点都不能掉以轻心。
第二， 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为什么我们国有企业负债率能够调头向下是与2017年以来宏观经济回暖、内外需回暖是有关很大关系的，是外部环境改善的结果，其实2019年和2020年负债率的速度还能不能这么快地下降还是要看整体的经济环境。所以我们国企自身还是要加倍努力，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争取达到下降的目标。

这应该说是这次《指导意见》的亮点，设置了警戒线和重点监管线。我想下一步应该分行业地设立比较合适的预警线和监管线。因为每个行业是不一样的，光基础工业就几十个行业。先把每个行业的平均的资产负债率做一个核算，然后再设立预警线和重点监管线。
依据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基准线加5个点或10个点，我想这主要也是根据经验和现实的状况来确立的。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标准，不一定完全科学，但是由于它比较简单就比较好操作，所以分行业来看还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对贸易类企业来说，可能正常负债率也会比工业企业要高一些，那你就不能完全按照工业企业来，所以分行业还是比较重要的。
从防风险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指导意见》提出的资产负债率预警线和监管线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但是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该应该考虑每个企业的资产周转率。因为有些企业看起来好像资产负债率没有超过预警线，甚至有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还低于基准线，让人觉得是安全的。但光看这个指标不一定能够完全说明问题，如果该企业的资产周转率非常低呢？那么它即使负债率在预警线以下也可能是风险很大的，所以还是要综合其他指标来考量。

这个要求的提出是很有针对性的，相当于排查隐患，再一步一步地落实。因为现在70%以上负债率的国有企业还是不少的，个别的应该是在资不抵债的边缘。所以要对企业进行一个一个地排查，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措施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实际上这两年国家也在积极推进有关的工作，包括补充资本金、市场化、法制化的债转股、引进战略投资者等等，但是效果比较有限。所以下一步排查容易，最关键的是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内在的、长效的约束机制，让国有企业不再去盲目地负债，激进地扩张。所以这次文件叫约束机制，重点是必须得是内在的、长效的约束机制。如果做不到的话可能到2020年负债率的确降下来了，但是到了2025年又升得很高，上到67%、68%、69%、70%。所以这个约束机制怎么建立，可能比仅仅说三年降两个百分点的负债率更重要。

我觉得国有企业最重要的还是要改革，通过改革提高它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一个企业如果有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不愁没有资本金过来，不愁没有股权投资者进来。很多国有企业老是呼吁国家要补充资本金，觉得债务太高了要补充资本金，那是因为你的竞争能力、盈利能力比较差，没有人愿意去投资，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应该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包括通过混合所有制这种方式来改善国企的股权结构，改善国企的公司治理。通过这些方式建立约束机制，这才是比较长效的。否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可持续性，病所以我觉得改革最重要，企业没有比较强大的自我造血功能总是到处化缘，不是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