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桓（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营改增”我认为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很好的政策，也是最大的举措。虽然从去年5月营改增全面铺开至今还没到一个财政年度，还不好下定论评价营该增的效果如何。但从目前显现的效果来看，还是不错的。根据财政部提供的数据，营改增一年下来能够减税三四千亿左右。
刘桓：如今对普惠式降税的呼声很高。过去我们的减税都是特惠性的，对高新技术产业、“双创”企业等减税的优惠政策。但其实一般的企业税负也不轻，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呼吁进行普惠式降税。实际上2016年的“两会”工作报告已经提到了普惠式减税。
但普惠式降税怎么降？首先应该是全面清理税费，尤其是各种“搭车”费用。这些费用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一个地方一个样子，花样还层出不穷。所以我们“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在降成本这一方面，动作还需要更大。
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东北振兴是一个持久战，现在已经十年了。但现在看来，十年还没有能解决问题，估计得二十年。但我是看好东北的。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都在下降，东北地区的黑龙江、辽宁的下降程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地区已经完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所以过去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现在应该叫整个东北振兴。特别是要抓住机遇，发展服务业。我们到东北调研的时候，发现沈阳已经成为新的数字经济的基地，数字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对于这些新的机遇，我们要有自信。
同时，现在韩国、蒙古、俄罗斯等国都在积极地和中国在商讨怎么参与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其实东北亚东区的发展条件非常好，如果能利用好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良好条件，东北的振兴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应该看到，东北的人口是1.09亿，拥有这么大群体的地区的经济振兴有着非常大的政治、经济和生态意义。尤其是在生态方面，过去15年来，东北的森林覆盖率大幅提高，拥有大片的森林和湿地资源。然而这些在目前的经济数据中是体现不到的，也是未来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
但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近两年东北地区民营企业的数量在下降，当然国有企业的数量也在下降，只是民营企业更加明显。所以我们还需要努力营造良好的环境，为企业创造更好的机遇。
范迪安（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我认为供给侧改革在文化生产领域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有什么内容，我们能向社会提供怎样的文化产品。现在我们的技术条件在国际上是很先进的，甚至是超前的，可以说我们的软件和硬件都没有问题。但对于软件，我们不能仅仅看到技术领域的软件，应该看到头脑的软件、文化的软件。我们应该把文化的软件做得更强、更实、更高。
当然。创意经济不局限于文化产业，需要在艺术产业里面加重对它的文化质量，甚至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导向，也就是社会效益的评价和评估。
这几年金融资本进入到艺术领域速度非常快，面也越来越广。资本大量进入到艺术产业，打造全产业链，促进跨领域的合作与发展，这也是很重要的趋势。比如一些重要的民营企业，都将资金注入到文化艺术产业中来。可以说，中国的艺术产业发展是非常快速的。
王京生（国务院参事）：首先，是文化与创新的关系。我们现在提出创新驱动发展，但我想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在驱动创新？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回答起来并不容易。在经济学领域，大家认为创新是一种要素的组合。但在这些要素之间，是什么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我认为从深圳在创新领域的经验来讲，恰恰是软环境中的文化在起着作用。
什么在驱动创新？我认为就是文化在驱动创新。文化所形成的观念是我们创新的重要推动力。而文化形成的企业家群体和创新创意群体，他们的文化使他们能在创新之中如鱼得水。而且文化在制度建设和理论方面都起着最基础的作用。
王京生：深圳是从一个观念而生长起来的城市。在这片土地上，是先生长了观念，才生长了高楼大厦。所以深圳今天的创新之所以能走在全国的前列，是文化观念在起作用。
从欧洲的历史来看，首先有了文艺复兴，有了宗教改革，有了启蒙运动，才有的科技革命，才有了现代产业的发展。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在创新之中，不要忽略文化的发展。
当然，文化的发展也必须依赖科技的翅膀。深圳很早就提出了文化+科技的理念。文化+科技实际上是我们现在提的“文化+”最重要的内容，必须借助新的科技手段，把文化做强做大。换言之，如果光就“文化”做文化，进行所谓的创新，那也是不行的，中国文化所走过的道路，其实也是不断和科技结合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