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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齐邦媛:从巨流河到哑口海的百年漂泊
2017-06-28 09:15:50 来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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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台北6月28日电 题:台湾作家齐邦媛:从巨流河到哑口海的百年漂泊

  新华社记者章利新 查文晔

  80岁高龄时,台湾作家齐邦媛决定,沿着记忆之河逆流而上,回到那个叫“巨流河”的出发地。5年伏案,一字一句,她写成25万字的《巨流河》,其中一半是抗战流亡的家国悲歌,一半是来台垦拓的踏实脚印。

  “时间深邃难测,用有限的文字去描绘时间真貌,简直是悲壮之举。”正是她晚年的“悲壮之举”,为两岸留下一部“至情至性的家族记忆史”。《巨流河》自2009年起陆续在两岸出版后,销售达数十万册。被这部巨作感动的读者如今仍在飞速增长,“永远的齐老师”也成为他们心头的牵挂。

  如今,94岁的齐邦媛仍生活在原来的老人公寓,在原来的书桌上读书写作,忙着修订旧作。见到记者,她拿出答问的提纲,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摘要,字迹工整有力。她说,上学时训得凶,管得紧,现在还记得在重庆南开中学时,早上6点就起床,重庆雾很大,看不清训话的老师,但“要自强”“要争气”的话却听得真切。

  “人心的相通让人惊讶”

  谈到写《巨流河》的初衷,齐邦媛说:“下笔时完全没有想到会在大陆出版,主要是为了写给身边的台湾学生、朋友看,因为他们多数不了解这段历史。台湾像我这样的老人已经没几个了,所以我必须要说出来。”

  1930年,“九一八事件”前夕,齐邦媛离开东北来到南京;1937年,南京大屠杀发生前20天,她随东北中山中学师生经芜湖到汉口;1938年春,坐车加走路流亡到湖南长沙、广西桂林、贵州怀远,再进四川,最后在年底到达重庆,入读南开中学。

  “这条路是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我终生难忘。”她说着就用笔在纸上画出一条线路来,标出一个个重要的城市,心里分明有一张清晰的中国地图,心里分明已经无数次重走这条逃亡路。

  在她看来,台湾读者就是用老兵的视角在读《巨流河》,因为台湾大概有近一半的人和老兵有关,很多人是老兵后代。“我和老兵一样,在历史的大潮中,左一次冲刷,右一次冲刷,最后来到台湾。”她说,台湾读者看完的反应是,来台前原来你们经历了这么多苦难。

  《巨流河》在大陆出版7年来,齐邦媛也非常关心大陆读者的反应,经常请人从网上、电子邮箱里把最新的评论、来信打印出来,细细阅读。光最近两年的打印件,她就拿出厚厚的一叠,上面留着各种圈阅的痕迹。

  在她的书架上,还摆着这位大陆读者寄来的礼物和玩具。“大陆读者的反应,让我惊讶于人心的相通,他们能感受到我的悲伤和惆怅。”齐邦媛说,有一位和她同龄的北京老太太,经常给她写很长很长的信,说她虽然成长于红色革命家庭,但她还是读得泪流满面,感慨不已。

  “只想用庶民的眼光看历史”

  《巨流河》的前半部分故事涵盖从“九一八事件”开始的整个抗战史,虽然必须要面对大历史,但齐邦媛始终坚持从个人经历出发处理历史题材,从一个战乱中的小女子视角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知所做,很少在书中发表宏观的评论。

  “处理这段历史,我就从自己的视角一条道走下来,就像当年流亡的东北学生一步一步走完那段流亡路一样。和官方正史相比,我写的是民间史、个人史和家族史,里面有人有情,所以更能打动人,有更多的细节真实。”齐邦媛说,她的抗战流亡之路,也是大家的流亡之路,所以个人的记载也必然有历史的意义和价值。

  对于专业的历史研究,齐邦媛早有自己的体会和思考。她说,在台大教书,她就有个强烈的体会,那时的中文系像个大家庭,很温暖;外文系的人独来独往,很有个性;哲学系就是埋头读书;唯独历史系整天辩论斗争,三个人就有三种对历史的看法。

  “我从那时起就知道历史很难写,所以我在书中尽力去记录,尽量不诠释,没有想过要就历史对别人有所指点,有所教诲。”齐邦媛说,这是一种自觉的、有节制的叙述立场。

  很多人为书中她和张大飞的感情故事流泪叹息,她只是淡然地说,这样的故事在抗战时期其实是很多的。“张大飞的同班同学后来写信给我,说当年入学有100多人,后来只剩下几个人,其中大部分都死于空战。牺牲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把张大飞的故事写下来,是齐邦媛纪念他和他们的唯一方式。“我只想用一个庶民的眼光,一个弱女子的眼光,去记录那段大历史,只想把评论留给读者,留给未来。”

  “文学是我一生最大的慰藉”

  在齐邦媛的20多平米的老人公寓里,从客厅到卧室都摆着书架,上面插满了文学类书籍。门口的墙上挂着一幅三江汇流的照片。齐邦媛一一指出来说,这是岷江,这是青衣江,这是大渡河,当年武汉大学就在这三江汇流处。

  “那时的武汉大学像一个世外桃源,虽在战争时期,但师生都很安定,有很多名师教我们读最好的书,教我们读书的能力、分辨书的能力。”齐邦媛说,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品味,这只能在安静的环境中慢慢养成。

  在武大的名师中,朱光潜对齐邦媛影响最大。她至今记得,朱老师上课非常认真,还是个冷脸的人,给学生分数也算苛刻,但其实他是一个内敛害羞的人。在《巨流河》中,她记下了朱老师在课堂上讲诗讲到流泪、不让学生扫掉落叶等动人细节,让读者感受到大学者的温情。

  当年正是听从朱光潜的建议,她从哲学系改读外文系。“听了他的话,我确实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心有了安放。文学后来一直是我的‘特效药’,是我一生最大的慰藉。”齐邦媛说。

  每当有痛苦袭来时,齐邦媛就会习惯地背诵那些熟记的诗篇。比如,在战争年代,为家国伤心的时候,她就会背雪莱的《世界!生命!时光!》,觉得这首诗是写她自己的;有一次做完手术后在医院里痛得受不了,她就背诵华兹华斯的《我的灵魂陷入浅眠》……

  “文学帮我战胜痛苦,如果再选一次,我还是会选择文学当自己的职业。”谈到文学,已经满头银发的齐邦媛说自己还是会“人来疯”。她还记得,小时候,她体弱多病,经常住院,在医院里认识了一位爱文学的张姐姐,在她那里读到林琴南等人的作品,那时已埋下文学的种子。

  “《巨流河》是灵魂的返乡之旅”

  对齐邦媛来说,写《巨流河》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为了父亲齐世英。

  齐世英晚年很伤感,觉得自己的一生奋斗失败了,连带身边的人都失败了,自言“一生与草木同朽”,齐邦媛听了很难过:“我写《巨流河》就是不想让我父亲这一代的经历‘与草木同朽’。”

  在书中,她这样描述父亲:自1925年随郭松龄饮恨巨流河,至1987年埋骨台湾,齐世英带着妻子儿女,四海为家,上无寸瓦,下无寸土,庄院祖坟俱已犁为农田,我兄妹一生填写籍贯辽宁铁岭,也只是纸上故乡而已。

  正是这个“纸上故乡”,深深地牵动着齐家两代人。“我的父母都葬在台湾,来台后再也未能回到故乡,这是很伤心的。”齐邦媛还记得,在台湾西北角淡水的那块山坡地上,父亲在母亲的坟前,看着说:葬在这里也好,这里可以朝北临太平洋远眺东北。

  齐邦媛回过东北三次,其中1993年第一次回到铁岭,2001年第三次回到沈阳,为复建的东北中山中学捐一个图书馆。那一次,她特地从沈阳来到大连,连着两天,一个人坐在海边往南眺望台湾,心里盛满近一个世纪的漂泊滋味。

  “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两千多公里航行到台湾。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哑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浪到此音灭声消。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齐邦媛在《巨流河》的结尾处写道。

  “我和父亲一样,情系故乡,念念不忘。”齐邦媛说,辽宁的一家出版社正准备给她出一套《还乡文集》。“虽然我的旧家园已经不在了,如果文集能在故乡出版,也算是灵魂的一种还乡,就像我写《巨流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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