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预测和预防恐怖主义我们能做什么
那么，如何终止恐怖分子的暴行呢？ 21世纪，人类能否终止暴行，发展合作、互助和非暴力的关系呢？对此，学者们并不乐观，沃勒说：“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由于环境恶化、食物减少、可耕面积剧减、人口激增等原因，21世纪，在一些地区，这种极端的关系将继续延续，甚至会更加糟糕。”不过，还是有少数心理学家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想法，比如沃勒和琼斯。
沃勒从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宏观方面，沃勒呼吁所有国家都应该拓展国家利益的范畴，预防、停止、惩罚种族灭绝和大屠杀行为应当成为所有国家的利益所在，联合起来共同加入到干预恐怖主义的队伍中来。防恐和反恐依靠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无效的，因为单个的国家既缺乏资源，也没有在每一个大屠杀和种族灭绝情景中采取行动的权威，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反恐组织。沃勒进一步指出，事实上，联合国可以担此重任。首先，可以继续发展早期的预警系统，识别和检测那些可能会采取大规模屠杀和种族灭绝的社会组织。其次，可以组织一支永久性的、代表国际力量的、能够快速部署作战的武装力量，以对抗恐怖力量的恐吓、威胁和暴行。最后，加强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威性，对那些被控为反人类的恐怖分子和恐怖活动进行严厉制裁。微观方面，沃勒从其提出的“从普通公民转变为恐怖分子的心理过程”出发，提出截断恶行并不是不可能的。教育就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手段。教育不仅对激活人性中善的一面有着持续的影响，而且能使我们意识到自己有着邪恶的本能，了解本能倾向、情景和社会影响能孵育邪恶。意识到这点，有助于培养我们的道德情感去抑制自己成为“平民之恶”的可能性，这就“能够成为我们集体不人道的有效解毒剂”。这是我们免于今后恐怖主义暴力伤害的最好保障。
通过对伊斯兰圣战者和其他传统中的恐怖分子的个案分析，琼斯强调，当宗教传统强调羞耻（shame）和羞辱（humiliation）时更容易引发恐怖主义行为。这样的宗教组织有以下特点：把世界分为势不两立的“至善”和“至恶”两大阵营，妖魔化那些与他们不一致的人并对他们发起讨伐，鼓吹暴力和流血牺牲是涤罪的主要手段，信徒寻求慰藉，或者与具有惩罚和羞辱特性的理想化人物和机构合为一体，用神学上的理由作为暴力行为的借口，促进偏见和专制行为。所有的这些宗教因素都导致他们的成员成为恐怖分子。据此，琼斯提出以下的因素能够帮助我们预测一个宗教组织是否具有较强的暴力潜力：(1)是否曾经有过羞耻或者羞辱的经历，这些经历可能是由社会外部条件潜在地激发产生的，也可能是组织内部导致的； （2）人性是否被分裂为至善和至恶的对立，并将对方妖魔化；（3）是否存在一个易怒的，爱施惩罚的理想化的神或领导者；（4）是否坚信只有流血牺牲才能赎罪；（5）是否迷恋暴力。
综上所述，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恐怖主义的暴行之所以发生，除去其经济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之外，人性中的一些固有的弱点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宗教组织正是利用了这种弱点，通过营造一定的情景，改变组织成员的信念系统，加上长时间的训练，使组织成员的良知彻底泯灭，从而成为了暴徒。这种解释并非为恐怖分子的暴行辩解，更不是为了原谅和宽恕他们。相反，通过这种解释，使我们懂得了在某些情境中，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可能蜕变为杀人机器。这种理解将有助于我们对恐怖主义多一份警觉，这可能是防范恐怖主义发生的最有力量的保障。另外，加强国际间的合作，组织强有力的国际防恐反恐武装，以及对某些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宗教组织严加防范等，是截断恐怖主义暴行的重要途径。（中国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