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推出了各种与战争宣传相关的商品。图为“征清祝捷”薄胎纪念瓷盏。(资料图片)
“近代化成功神话”支撑“义战论”
不少日本人对甲午战争及随后签署的《马关条约》，为何丝毫不存有“侵略”与“掠夺”的罪恶感呢？这既与战前“皇国史观”的拥护者将这场战争定位为“开化之国——日本”与“因循陋习之国——清国”，即“文明”与“野蛮”两者之间的“义战”有关，也与战后日本学界和大众传媒对这段历史不彻底的反思和总结不无关系。
支撑日人“义战论”最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之一，就是以“近代化”与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行为是否正当或者一个国家是否值得尊重、乃至是否有前途的重要标准。翻开明治维新史，不难发现不少高举“富国强兵”旗号的明治开国“先贤”与“功臣”，满脑袋装的都是弱肉强食与民族优劣论的大道理。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莫过于著名报人和教育家福泽谕吉。他在《脱亚论》一文中，将中国和朝鲜等近邻国家明确定位为应该谢绝的“恶友”，主张不与他们为伍，强调要力图与西洋的文明国共进退。
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政客和各式各样的传播媒介更竭尽其能为这场“义战”摇旗呐喊、欢呼和鼓舞。
一名日本学者在综述日本与甲午战争的紧密互动关系时，这样写道：“日清战争同时也是与媒体变革并进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通过报章、杂志和照片等新媒体传达的。……在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对近代日本人的精神产生极大影响的军歌也被推广和流行。”
该作者表示，这里所说的媒体并不只是大众传媒，而是指各式各样传达信息的媒介之总称，包括各种与战争相关的商品之推出，“祝捷会”、“慰灵祭”和“战争纪念碑”等。至于以“愚弄和嘲笑支那人”为趣旨和题材的通俗歌谣、图画、报纸杂志和戏剧等充斥日本列岛。
由此可见，所谓“日清战争”促使日本完成的所谓“国民国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是在鼓吹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出兵海外、举国卷入战争的异常兴奋状态下形成和开展的。因此，战后日本人在反思战前的行为及总结战争带来的痛苦经验时，就不能不认真追溯与检讨曾令日人陶醉与兴奋的甲午战争。
“司马辽太郎史观”为侵略“摘帽”
除此之外，促使战后不少日本人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亦然）不但不存罪恶感，甚至还引以为豪的，是受到“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近现代史长篇小说的影响。
在饱尝战后初期战败国痛苦，日本官方无奈倡议“一亿总忏悔”，国民对军国时代感情极其复杂，充满悲观、彷徨与不安的年代里，司马辽太郎的长篇历史小说据说唤起了不少日本国民对“日本人”的自信与活力，司马之所以被称为“国民作家”，原因据称也在这里。
然而，对于司马的历史小说，不少日本有识之士发现，其中有很多内容出自他个人的杜撰与臆测，含有强烈的舆论诱导意图，他们称之为“司马辽太郎史观”。
所谓“司马辽太郎史观”有几个明显特征：其一是将明治史和后来的昭和史完全剥开，将明治史断定为“光明的年代”，昭和史则为“黑暗的年代”；其二是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定位为日本被迫而战的“祖国防卫战争”，并强调这两场战争都是“公平的战争”；其三是认为日本之变质，是在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俄罗斯之后。换句话说，明治以来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并非一无是处，也并非都是“愚蠢”与“无谋”之战，至少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年代，日本人的民族主义精神是“健康的”，是值得引以为豪的。
正是在否定“光明的明治”时期扩张路线与“黑暗的昭和”时代军国路线存有连续性的手法中，司马试图通过否定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侵略性”来为明治时期的扩张政策辩护。积极主张行使集体自卫权和修宪的右翼喉舌《产经新闻》之所以多次高调策划、连载司马的长篇小说《坂上之云》，显然是有这方面特殊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