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历史是留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伤痕，直接牵动着中国民族感情。若安倍首相含糊其辞地承认将继承“村山谈话”精神，不在承认日本侵略罪责问题上有明确表态，将无法令中国人民满意。
本月27日，有两则互为关联的报道令我关注：一则是包括德国总统高克在内的多国元首，出席了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活动。一则是美国历史学者谴责日本干涉美国教科书内容，试图掩盖侵略罪责。这两则报道令我思考并发问：日本为何不能“以德为师”，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诉诸历史，日本曾经“以德为师”。日本1889年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在“权力归属”和“预算制定”等涉及国家政治、经济运作的关键问题上，均以德国宪法为蓝本。日本走上侵略扩张道路，与此密切相关。但是，1970年12月7日，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的“华沙之跪”，极大地提升了德国的国际形象，赢得了“勃兰特跪下了，但德国站起来了”的举世赞誉，使勃兰特翌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而安倍为何直至2013年4月23日仍声称，“‘侵略’的定义在学术乃至国际上都没有定论”？德国已“迷途知返”，日本为何仍“执迷不悟？
日本和德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分道扬镳”，与法律和教育的明显反差具有内在关联。而法律在规定人们“不能怎样”和“应该怎样”两方面，具有最主要和基本功能。
法律层面，联邦德国议会在上世纪60年代初即通过决议，取消对于纳粹大屠杀罪行的追诉时效限制。自1985年起多次修订的《德国刑法典》第130条与189条，则将公开否认或辩护纳粹大屠杀行为，确立为“刑事犯罪行为”，可处3至5年有期徒刑。
日本则恰好相反。1952年4月30日，日本制定了《关于援助保护战伤病者以及战殁者家属等的办法》（简称《援护法》）。1953年8月，日本对该法进行修订，取消了战犯家属和一般战殁者家属的区别。同月，日本政府重新实施《军人恩给法》，不仅给予战犯和非战犯同样待遇，而且将狱中死亡的战犯定为“因公殉职”，将战犯被拘留计为“在职”，同样给予“恩给”。1953年8月3日，日本第16届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则通过了《有关赦免战争犯罪受刑者的决议》。日本法律和国会决议，实际上颠覆了《旧金山和约》第11条关于战罪法庭审判结果“不容翻案”的规定，产生了极恶劣影响，令前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也不得不公开承认，“日本国内法和国际法，彼此矛盾。”
这种“彼此矛盾”对“靖国神社问题”的解决，产生了重要影响。2005年6月初，日本共同社就是否赞成将甲级战犯从靖国神社移出“分祀”进行调查问卷，靖国神社随即发表声明，宣称：“日本国会已于1953年通过了‘不存在战犯’的决议，而且根据修订后的国内法，战犯与普通战争死难者得到了同等待遇”。
教育层面，德国一般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二战内容达150多页，并提出一系列问题让学生思考：一战中德国是否错了？谁在二战中有罪？希特勒是否合法取得权力？第三帝国下的人民生活得怎样？等等。但是，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却屡因不能“正视历史”而遭到广泛批评。最近民调显示，日本中学生对侵略历史的了解情况令人乍舌。去年底，电视街头采访显示，日本初中生对“中日战争死很多中国人，知道吗？”“知道南京大屠杀吗？”之类的提问，竟然普遍答称“不知道”，“不清楚”。试问，这是谁的责任？
2014年11月7日，中日达成了“四点原则共识”。但是，对“正视历史，面向未来”这一共识，日本政要仍刻意进行自以为是的解读。作为“原则共识”的“正视历史”，当然是指战时日本的“侵略历史”，但日本政要却故意强调日本“战后历史”，在不承认侵略罪责的情况下侈谈和平。1月19日，安倍在参观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表示，“决不能重演犹太人大屠杀的悲剧”。试问，若安倍真心反省历史，希望和平，为何不在中国表示“决不能重演南京大屠杀的悲剧”？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日方表示将发表涉及日本过去、现在、未来的“安倍讲话”并就此征询我的预测和预期。我明确告知：日本侵略历史是留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伤痕，直接牵动着中国的民族感情。若安倍首相含糊其辞地承认将继承“村山谈话”精神，不在承认日本侵略罪责问题上有明确表态，将无法令中国人民满意。若果真如此，中日仍将无法跨越“历史问题”这个“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中日对峙仍将持续，中日双方战略互惠的重建，经贸关系的回暖，国民互信的促进，均不可能获得实质性进展。安倍等是否会作出理性和明智的选择，值得关注。（冯玮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