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李光耀、李显龙父子祝福” ——专访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凌德权

    新华网：春节刚过，感谢您接受新华网的采访。这次采访想请您围绕南海问题和相关方面谈谈您的看法。

    凌德权：关于南海问题，我研究了四十年。我的心得，愿与大家分享、讨论。

    除夕之夜，我仔细读了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长文，题目是《史蒂芬·科内柳斯:争议可以搁置一旁》。我不认识史蒂芬·科内柳斯（Stefan Kornelius），吸引我的是“争议可以搁置一旁”这八个字。看完全文，才明白，这八个字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的。李显龙在访问德国的时候接受了史蒂芬·科内柳斯的专访。他的长篇专访发表在《南德日报》上。《联合早报》将这篇专访整理成中文发表。

    这篇专访的主角是李显龙总理。说到这里，我首先要为李显龙总理祝福。他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癌，在医院做完手术，除夕这一天平安出院回家过新年。而李显龙的父亲、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本月5日因严重肺炎住院，目前仍在新加坡中央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我真诚地祝李显龙先生和他91岁的老父亲李光耀老先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一位是继续履行好新加坡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职责，另一位是继续老当益壮发挥余热，充分发挥他的经验和魅力。

    新华网：您和李显龙总理和李光耀先生很熟悉？

    凌德权：我没有见过李显龙，素昧平生，但我一直关注着他和他领导的国家，以及他的内政外交政策。我长期研究东南亚，工作需要我关注新加坡及其领导人。

    我与李光耀倒是有过一面之交。上个世纪90年代末，李老先生以新加坡内阁资政的身份访问越南。在新加坡大使的帮助下，我参加了李老先生的一次范围很小的记者会。李老先生把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给了我，而且还说“你可以用中文提问”。他用英语回答，满足了我的要求。之后，我认真研读过李光耀的著作，对他的治国理政和外交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可以说，李显龙总理继承和发扬了他父亲的成功经验，一脉相承。

    新华网：李显龙的长篇专访很长，涉及面很广，网上的各种评论也很多。对于这篇专访，您怎么看？

    凌德权：我很欣赏并赞同李显龙先生“搁置争议”的观点。这篇专访写道：“李显龙并不否认，东南亚国家间的关系变得较紧张了——特别是因为南中国海悬而未决的主权争议，和海洋主权的问题。对此，他显示了一贯的务实作风：中国有更多的资源和财富，在维护自身权利和提出应有权利时，姿态可能变得更强硬。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和区域其他国家也扮演一定角色。争议若再添上民族主义和历史的包袱，就不可能解决了。但争议可以搁置一旁。涉及的各方可以同意问题不可以解决，但向前看并尝试维持平等、实际和建设性关系。”

    我赞同李显龙先生“搁置争议”的观点，因为这使我想起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关南沙群岛争议的三次重要论述。

    1984年9月8日上午，小平同志在会见意大利参议院议长弗朗切斯科·科西加时指出：我们正在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一个台湾问题，一个香港问题。香港要回归祖国，中国正在同英国谈判，可以达成协议。在谈到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途径时指出：现在世界上有好多潜在的爆发点，还有一些地方存在着两国之间的主权争端问题。如果不根据新的问题采取新的方法，就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有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与日本有钓鱼岛问题，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有南沙群岛问题。世界地图上，南沙群岛历来被划为中国领土。解决这些问题，一种办法是中国按照历史，收回这些领土。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是否可以避开主权，采取与南沙群岛有关的国家搞共同开发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大国，要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点新的办法。世界上还有其他问题，比如英阿马岛问题，现在并没有解决，联合国议程上还有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多得很。这些问题都可能是爆发点，解决的方式，或是战争，或是其他办法。和平谈判，就要双方相互让步。香港、台湾问题，从中国内部来讲，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想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共同开发解决争端的办法，都是为了和平而不用战争方式，都叫和平共处。

    1986年6月17日上午，小平同志会见菲律宾副总统萨尔瓦多·劳雷尔，他在谈到南沙群岛问题时说：现在世界上很多地图都可证明南沙群岛属于中国。我们倾向这个问题先搁置一下，不急于解决。这样做是为了不使这个问题妨碍我国同有关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过几年后，我们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商讨一个可为各方接受的方式。可否考虑对有关争端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发展，我们有充分的条件成为很好的朋友。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我们提出“一国两制”的办法。使用同样的模式，也可解决很多热点问题。“一国两制”别人提不出来，由于中国有香港、台湾的具体问题，为了和平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才有可能提出“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问题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有很多国际争议问题也可用和平方式解决。劳雷尔对邓小平提出的解决南沙问题的立场表示完全同意。

    1988年4月16日上午，小平同志在会见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时指出：对南沙群岛问题，中国最有发言权。南沙群岛历史上就是中国领土，国际上很长时间对此并无异议。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派海军舰队去南沙群岛海域巡逻，随即对南沙群岛最大的岛屿太平岛派了驻军，并修了一个小飞机场。当时联合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没有提出异议。世界上有权威的地图标明南沙群岛一直为中国所控制，菲律宾舆论界也提到过这一点。我经过多年考虑，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可在承认中国主权条件下，各方都不派部队，共同开发。那些地方岛屿很小，住不了人，不长粮食，无非有一些石油资源。有关近邻国家可以组成公司，共同勘察、开发。中国有权提出这种建议，只有中国建议才有效。这样就没有争端，用不着使用武力。在南沙群岛问题上，并不是找不到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但这个问题毕竟是个麻烦的问题，应通过协商找到对和平有利、对友好合作有利的办法。

    让我欣慰的是，在处理和解决南海争端这个难题上，李显龙的观点与小平同志的构想竟如此相似。其现实意义实在太大了。这或许是李光耀与邓小平之间交情莫浅的缘故吧。

    中国有句古话，叫“纲举目张”。南海争议很复杂。举小平同志首倡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发展”这个“纲”，有什么“目”不能张？“和平之海、友好之海、合作之海”的蓝图就一定能成为现实。

    南海问题涉及面很广，其中包括直接争议各方、利益相关各方，还有美国、日本等大国。李显龙总理在访谈中都有谈及。南海问题很复杂，一次采访不可能说全说透。我愿意继续接受你们的采访，通过新华网与广大网友分享、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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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