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需要什么样的安全机制

　　亚洲国家欢迎区域外国家为亚洲安全增添正能量，但很显然，“亚洲版北约”并非答案

　　如果从经济维度和安全维度同时审视亚洲，往往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从经济上观察，今天的亚洲仍有相当活力与韧性，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化程度在不断增强。但在安全领域，亚洲却存在着某种尴尬——时至今日，亚洲依然缺乏明确、清晰的制度性框架来应对纷繁复杂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亚洲经济的制度化努力让亚洲安全的制度化水平“相形见绌”。

　　亚洲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大洲，是民族、宗教、文化、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大洲，也是当今世界唯一还残留着类似像朝鲜半岛问题这样冷战积怨的大洲。同时，亚洲还面临着自然灾害、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和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从客观需求上说，亚洲确实需要建立更高级的安全机制。

　　但是，在现有的相关讨论中，却有一种不大和谐的声音，那就是有人打算建立“亚洲版北约”。随着美国加紧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着力推进“价值观外交”，美日两国国内都有一批人在鼓噪建立事实或名义上的“亚洲版北约”，而在亚太地区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人做遥相呼应之势。

　　然而，“亚洲版北约”的建立，只会导致亚洲重现冷战式的集团对立，进而恶化亚洲的整体安全。

　　过去，美国认为后冷战时期的亚太安全架构就像一把打开的折扇，每一支扇骨就是美国与其军事盟友的安全关系，而最重要的扇柄就是美日同盟。美国依靠这把折扇来处理亚洲安全问题。也有说法认为，美国建立的亚太安全机制是以双边同盟和前沿军事部署为主要内容的“轴辐”体系，轮轴是美国，轮辐是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盟友。

　　但如今，美国与盟友之间的联盟模式，有被亚洲国家之间更为广泛、更为复杂的新型合作关系网络所溶解的趋势。美国试图革新“轴辐”和“折扇”，重塑美国在亚洲地区独一无二的支配力，制衡新兴国家的发展。而“亚洲版北约”的构想，体现了美国国内某些人的焦虑感。

　　不过，所谓的“亚洲版北约”要从构想落实为行动，面临诸多困难。

　　一方面，美国的亚洲盟友差异及分歧较多，这与欧洲不同。例如，美国试图强化美韩同盟与美日同盟之间的协调，但是“盟友的盟友”未必是“盟友”，日韩之间的历史积怨和领土争端导致日韩很难形成实质意义的战略军事合作。

　　另一方面，美国的亚洲盟友与中国保持着越来越紧密的经济互动。与美国进行排他性的合作、与中国疏远，并不符合美国亚洲盟友的根本利益。所以，除了日本之外，美国的亚洲盟友几乎无人呼应“亚洲版北约”，它们更加倾向于“两面下注”，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此外，美国也有自身的顾虑。美国的战略两难在于，一方面美国希望日本分担“战略再平衡”的成本，鼓励日本向中国发出强硬的信号，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不希望日本过度刺激中国，造成自己成为“被牵连”的对象，甚至被动卷入日本挑起的中日冲突。

　　“亚洲版北约”不会是亚洲安全的“万灵丹”，反而可能成为亚洲安全的“毒药”。刻板僵化地复制冷战思维，不符合当今亚洲的整体趋势。随着亚洲各国互动的增加、合作的深化，在经济层面已经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亚洲国家不仅是利益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美国并非亚洲国家，却一直是亚洲安全的最大外部干涉力量，其干涉作用的消极面时常多于积极面；日本属于亚洲国家，却希望依靠域外大国谋求自身“私利”，这会让日本继续迷失其方向。

　　实现亚洲安全之道，归根结底要靠亚洲国家来解决。作为亚洲国家，中国的安全与亚洲的安全息息相关，中国有责任和义务为亚洲地区安全机制的建设贡献力量，提供满足亚洲国家最大公约数的公共安全产品。

　　在2014年举行的亚信峰会上，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提出“亚洲新安全观”，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积极探讨建立亚洲安全与合作的新架构。“亚洲新安全观”应该成为亚洲安全机制的思想基础，亚洲国家内部的相互依赖和越来越紧密的互联互通则会成为亚洲安全机制的物质基础。虽然亚洲地区当前暂无发挥安全保障作用的整体机制，但是随着区域内国家共识的凝聚、信心的汇集，亚洲安全的制度性框架会逐渐明确和清晰。

　　另外，亚洲安全机制的建设需要更多的创造力，但是也需要减少外部干扰。亚洲国家欢迎区域外国家为亚洲安全增添正能量，但很显然，“亚洲版北约”并非答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政治学系副主任 陈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