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家与1968年之前的基辛格
上排从左至右：沃尔特·罗素·米德，迈克尔·曼德尔鲍姆，G.约翰·艾肯伯里，查尔斯·库普钱
下排从左至右：罗伯特·卡根，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小约瑟夫·奈，罗伯特·阿特
近日，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采访，讨论任内的美国外交政策。奥巴马在访谈中直言不讳，直陈他不喜传统盟友如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为防务支出一事批评甚至威胁英国首相卡梅伦，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干预都抱有怀疑，以及承认美国情报机构严重误判，导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崛起等事。
有人认为美国近些年来的外交水平显得非常业余，是因为缺乏亨利·基辛格这样的谋士。有批评意见指出，奥巴马是自艾森豪威尔以来第一个不向基辛格寻求建议的美国总统。
一贯批评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奥巴马及其继任者从基辛格这里，至少有四点可以借鉴学习：历史是了解对手和盟友的关键；领导人必须面对推测与实际收益不相称的问题；很多外交决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领导人必须警惕空洞的道德现实主义的危险。
弗格森是基辛格指定的传记作者，传记上卷《理想主义者基辛格：1923—1968》（Kissinger: 1923—1968: The Idealist，企鹅出版社，2015年9月）关注基辛格在接近权力中心之前的外交思想发展，其中一反人们贴在基辛格身上的玩弄权术、钟情秘密外交的“现实主义者”标签，认为1968年前的基辛格担得起“idealist”一词的三重意义（理想主义者、观念论者、反唯物主义者）。他还引述国际关系学者汉斯·摩根索对基辛格的评论，说基辛格像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那样，“有许多立面”。
对于这一类幕僚谋士，作为局外人的学术界与新闻界历来有一套话语评述，但身处漩涡中心的外交政策精英本身，或许自有一套行为模式和选择动机。这一理解的鸿沟需要有人搭建。而向来斗志非凡的弗格森，这一次就试图拆除人们对基辛格的误解。他曾在采访中表示“没有人喜欢被诋毁”，而“关于亨利·基辛格，是有史以来对美国最邪恶的叙述，对人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叙述”。他认为基辛格是一位外交家，更是一位思想家。
截至目前来看，传记第一卷收到如潮好评。不过仍有批评声，质疑这些披着学术外衣、最后只是为了更接近权力的“外交政策知识分子”。本文原题为《亨利·基辛格的百般手段》（“The Many Manipulations of Henry Kissinger”），发表于《国家》（The Nation）双周刊2016年1月25日期，经作者授权翻译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戴维·米尔恩（David Milne）为东英吉利大学美国政治副教授。他的《塑造世界：美国外交的艺术与科学》 （Worldmaking: The Art and Science of American Diplomacy，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15）将由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
“帝国”和“幕僚”
艾森豪威尔总统1961年1月对全国发表电视告别演说，最让人铭记的就是那句有力的警告，“要提防军工联合体获得不合法的影响力，无论是他们主动寻求还是无意间获得的”。而这位离任总统的远见也体现在其他事务上。虽然他1948—1953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经历对学校和他自己，都不是特别愉快，但艾森豪威尔仍然恰当地关心到了，美国大学里的学者们正对他们的核心研究功能——也就是自由探索——越来越没有抱负，反而不体面地一心钻营为政府服务，以保障研究资金，并享受接近权力的快感。“我们国家的学者被联邦雇佣、项目拨款和金钱力量主导，这一前景始终存在并需要严正对待。”在这两个问题上，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艾森豪威尔的警告是如此有先见之明，也如此毫无效果。
诊断并批判那些视野狭隘、政策导向的学术所具有的弱点及随之而来的危险，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思想家》一书的最大特色。这本书包含两个部分，“帝国”和“幕僚”，其中内容2013年先在《新左评论》杂志发表，2006年在《国家》杂志上发表，2014年发表后记。安德森在“帝国”的开端设下了背景。他解释道，自20世纪中期起，两党在冷战外交政策基础上日益僵化的美国共识、“对外部世界几乎毫无知识的一众选民的褊狭地方主义”和一个“实际上给了外交事务执行者不加限制的权力”的政治体系，三者之结合创造出了“总统身边的一个外交政策精英小团体，和一套独特的、与国内政治毫无对应的意识形态话语：所谓美国在和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应追求的‘大战略’概念”。
“帝国”部分，是关于美国从建国到现在的外交政策的一部令人击节的简明小史。安德森的要点之一是，经济自利应被视为塑造美国外交的一个主要因素，正如威廉·艾普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1959年在《美国外交的悲剧》中提出的那样。从安德森的分析里可以拾获很多，虽然所有参与过战略塑造的人都不懈强调那些黑暗的帝国主义意图，有时听起来也不太对。例如，就伍德罗·威尔逊，安德森写道，他“让帝国剧目假想里的每一个和弦都发出声音”，1917年，威尔逊“把美国推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个指控可能有些道理，不过，后一个指控里的“推入”一词，未能捕捉到威尔逊对美国向旧世界的第一次大型军事干预所怀抱的深深的矛盾心理。安德森的批评老到尖锐，但是他把太多的个人和事件都简化成漫画，仿佛他们只取决于他们认识之外的强大经济和扩张力量。
“幕僚”这一部分更重要，值得被更多人阅读。安德森讨论了当今世界最知名的“大战略家”们的著作，包括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G.约翰·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Kupchan），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并给予了尖锐评价。在提到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最近被《外交政策》杂志列入其全球重要思想家的名单，但这并不能“确保他值得重视”，因为他“不够具有原创性，其名下不过就是些‘软实力’的陈词滥调罢了”——之后，安德森给一系列著作梳理提要，然后直刺这些作者的装腔作势。威尔逊主义的“完美体现，就在艾肯伯里，这位‘自由主义国际主义的桂冠诗人’，可以让该体系已死的核心吸引更多的假意奉承”。对于库普钱那本非常不同的著作《不是一个人的天下》（2012）——敦促美国接受相对衰落的现实，并为一个相互依存、“没有权力中心或全球护卫者”的世界做好准备——安德森冷冷地指出，“帝国，像人一样，有他们自己假谦虚的时候。库普钱所设想的那种撤守，就属于这类。”但文中也不尽是此
类言简意赅的重创打击。安德森称赞了部分他提到的大战略家，如认为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的作品“以分析精准、论证逻辑严密、判断清晰节制为标志，以更高的分辨率呈现现实主义”。
安德森让人们认识到，美国的精英大学和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已经生产、供养了太多热衷于政策制定的人，这些人声称已经在国际事务中找出了那些固定模式，如安德森所写，这些人也如相信公理一般相信，“美国的霸权持续服务于国家的特殊利益，也服务于人类的普遍利益”。安德森指出，自由主义的干涉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以及大多数现实主义者都共享着这一核心假定。另一个该领域里常见的重大谬误是很少关注经济大背景，即“美国乃至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里，产出、平均收入和生产力增长的长期放缓，以及公众、企业和家庭债务随之上升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这样的无知，所以“那么多人谴责和探寻的衰退根源，还是无法显现”。
再有就是简单化、口号制定和笼络收编的问题。在这些大战略家们的学术作品和媒体主张里，他们假定自己扮演着政策制定者的角色，他们通常让理论——有时已经获得品牌地位的理论——对美国在运行世界历史力量方面作为指挥。在像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的《经济增长的阶段》（1960）、福山的《历史终结和最后的人》（1992）、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世界秩序的重造》（1996）、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1997），和罗伯特·卡根的《美国制造的世界》（2012）这些著作里，政策导向的学术往往失去了复杂性。思想被简化——而它们的原创性和重要性被放大——为了让那些有志于总统职位和政策制定的人更容易消化。在接收端，决策者精挑细选那些最适合自己目的的部分，而忽略那些不适合的。这会导致全方位的混乱。在这部关于大战略的大作中，安德森指出了一个成问题的共同主题：“全都是无意识的绝望，仿佛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力在无论多有限的时间段里，要恢复到与其优势和权力相配的唯一办法，就是干脆凭空想象一个别的。”他写了一部引人入胜的思想史，关于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真知灼见被大量盲点遮挡，而这些盲点有时会被“武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