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国走在前列

　　当地时间12月17日，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坎昆大会）落下帷幕。在这次大会上，中国成功获得202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办权，这将是中国首次承办这一会议。

　　《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一项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性公约，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并称为联合国环境保护三大公约。“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我们的星球。”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对本报记者表示。

　　开幕式上，墨西哥总统培尼亚强调，“我们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以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否则这种损失将永远改变我们的生活。”

　　TEEB行动

　　一个中国县城环保样本

　　坎昆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一场边会，主题为“中国TEEB行动及地方实践”。TEEB全称为“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8年发起的国际倡议，通过估算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帮助社会各界了解其重要性，推动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部门和地方相关工作，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

　　在这场边会上，来自中国云南普洱市景东县的经验，赢得了与会各国嘉宾的高度认可。景东县是中国首个TEEB项目示范县，全县保留了全国1/3的物种，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县域。县长胡其武介绍说，为了保护独有的生态资源，普洱市及景东县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法规条例，设定了生态保护红线，对官员实行生态环境工作一票否决制。

　　为了保护环境，景东一年工业产值要少20亿元人民币，但该县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价值高达每年545.06亿元。

　　“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景东的绿水青山。”胡其武的讲述赢得现场热烈掌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TEEB办公室主管莎玛女士对本报记者说：“景东县把生态环境资源与地方政府施政目标相结合，是非常有魄力的创举。除了中国，我还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这样的实践。可以说，中国在TEEB行动上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面，这对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中国环境科学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主任李俊生教授对此深有感触：“中国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予了700多个县生态补偿，生态损益还纳入了干部考核，这是很多国外同行没想到的。”

　　正在西双版纳工作的英国环境学者胡丽诗教授告诉本报记者，中国设立生态保护红线的做法，是全世界最早的相关政策之一，非常具有创新性，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借鉴。

　　生物多样性

　　不只是保护珍稀动物

　　在坎昆大会的会议大厅里，摆放着各个国家生物多样性的介绍资料，一份关于欧洲蜜蜂的报告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由于农药滥用、气候变化等因素，欧洲的野生蜂种有9%濒临灭绝，40%受到威胁，而其他大洲尚没有相关研究数据。

　　小小的蜜蜂，与我们餐桌的关系并非只是一罐蜂蜜那样简单。在全球农产品总产量中，有35%需要昆虫授粉，这包括几乎所有的水果和大部分蔬菜，总价值超过2300亿美元。蜜蜂种群的衰退，意味着农产品的供给可能发生危机。

　　“生物多样性涵盖的范围很广，不只是保护珍稀动物。”李俊生对本报记者说，生物多样性包括物种资源、遗传资源和生态系统三个层次，是各种动植物、微生物及其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总和。以红树林保护为例，他说，红树林是世界上物种最多样化的生态系之一，不但为数百种动植物提供了栖息地，还能净化水土、释氧固碳，阻滞风浪。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每年每公顷的红树林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约为3.3万—5.7万美元。然而随着人类的近海开发活动，如海产养殖、港口开发、污染排放等，地球上超过1/4的原始红树林已经消失，由此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害。“由于失去了红树林作为屏障，每年台风给东南亚地区造成的损失，大大超过了毁林开发带来的收益。”李俊生说。

　　索尔海姆前不久刚刚访问过中国，在成都大熊猫保护区亲眼见证了中国科研人员如何保育这一世界珍稀动物。“我能感受到中国政府减轻环境污染，改善公众生活质量的决心。中国创立了生态文明理念，并且寻求各种降低排放、改善环境的实践，如建立高效的交通网络，鼓励使用清洁能源，建立各种国家级动植物保护区等等。”索尔海姆强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继续支持中国政府改善环境的各种努力和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