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１９９２年５月在联合国纽约总部通过，同年６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开放签署。《公约》于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１日正式生效，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今年恰逢其生效２０周年。

从１９９５年起每年举行一次《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评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１９９７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使温室气体减排成为发达国家的法律义务。

《京都议定书》（下称《议定书》）于２００５年开始生效，它为发达国家及欧盟设立了强制性减排温室气体目标。根据《议定书》，在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２年的第一承诺期，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１９９０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５．２％，其中欧盟削减８％，美国削减７％，日本削减６％。 ２０１２年在多哈举行的《公约》第１８次缔约方会议暨《议定书》第８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修正案，从法律上确保了该《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在２０１３年实施。

《公约》指出，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发达国家应率先采取措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关资金和技术。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采取措施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路线图”，为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议题确立了明确议程。 依据“巴厘路线图”，签署《议定书》的发达国家要履行《议定书》的规定，承诺２０１２年后大幅量化减排指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未签署《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主要指美国）要在《公约》下采取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这就是所谓“双轨”谈判。

２０１１年南非德班气候大会通过了《议定书》工作组和《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的决议，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负责２０２０年后减排温室气体的具体安排。 同时，会议还决定正式启动绿色气候基金，确定该基金为《公约》框架下的金融机制操作实体，成立基金董事会，并要求该董事会尽快使绿色气候基金可操作化。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这４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在北京召开会议，协调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的基本立场。这四国在此后的气候大会及谈判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被国际社会冠以“基础四国”。这一名称来源于这４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缩写。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２日，中美共同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美国计划于２０２５年实现在２００５年基础上减排２６％至２８％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２８％。中国计划２０３０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２０３０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２０％左右。

２００９年，欧盟提出的这一目标开始被热议。该目标是指参照１８世纪工业化前的全球气温水平，到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２摄氏度以内，以避免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全球温度升高目标是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

2014年9月，张高丽副总理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宣布，从2015年开始在现有基础上把每年的资金支持翻一番，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还将提供６００万美元，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2015年9月25日，中美发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宣布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增强其使用绿色气候基金资金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