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洋务到维新的徐建寅
光绪帝在戊戌维新中，设立了农工商总局，任命了徐建寅和端方、吴懋鼎为督理大臣。过去历史学家都认为，徐建寅是洋务派人物。其实，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徐建寅赴欧洲考察时，思想早经由洋务转向政治变革了。
徐建寅(1845—1901)是在父亲徐寿的教育影响下走上“师夷长技以制夷”、科技救国道路的。年青时，就协助父亲和华蘅芳制造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机动轮船，第一批工作母机和军舰，第一代近代枪炮和火药。后来又协助父亲筹建了我国最早最大的翻译馆和第一所科技教育场所“格致书院”。与西人傅兰雅合译了天文、物理、化学、工艺、军事等一批科学技术书籍。后去天津制造局，用铅室法制造了我国第一代硫酸，接着又主持创办了山东机器局(今山东化工厂)。1879年，奉调赴欧洲考察和购买铁甲兵舰，在欧洲期间，他考察学习，带回了西方200多项技术工艺。
徐建寅为了科技救国，他是“夙夜勤劳”、“寒暑靡间”的。可是，他在科技实践中感到“师夷长技”并不能“制夷”。特别是他看到他和父亲及华蘅芳制造的兵舰，以及他在德国购买的“遍地球第二等”有着他的设计思想的两艘铁甲舰，在中法、中日战争中有的被击沉、击伤，有的被掳走；至于他们制造的枪炮军火，在腐朽的清军手中，一亘与敌人作战就“弃之如遗”。他越来越认识到：科技还不能挽救国家危亡。
徐建寅感到科技救国不行，转向军事救国。他在《兵学新书》中有这样的论述：“欲图存，须自强；欲自强，须备战；备战必练兵，练兵必立法，非此不可为国。”早在年青时协助父亲创建翻译馆时，他就与西人翻译了《水师操练》、《轮船布阵》、《格林炮操法》等军事书籍。赴欧考察时，他留心考察了西方的军事制度，参观了军事训练，访问了海军基地，向英、德海军部和海军司令讨教了海军作战方略。回国后，又将他多年来对军事学的研究，编著了《兵学新书》16卷。他是很想在军事上有所作为，报效祖国的。在他奉旨查验北洋军械时，正在“戴罪”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感到徐建寅很有军事才能，“战守机宜、颇知要领”。建议由徐建寅“来统水师，必有成效”。后来，光绪帝也提名由徐建寅接替丁汝昌，在征求李鸿章意见时，遭到了李鸿章的托词未果。徐建寅军事报国无门，又眼见清军已极为腐朽，对军事救国也感到无望。
徐建寅越来越认识到：欲使祖国自强，首先要在政治上进行变革。他和同乡薛福成关系密切，不能不受到薛福成变法思想的影响。在他赴欧考察时，途经越南，见到越南被法国占领后，革除了原来的弊政、虐政，改变了“群臣无道，民不聊生”的状况，“民皆安居乐业”，生产日益发展。他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但不能不感到政治变革的作用。在欧洲考察时，他见到德国皇帝、皇后与臣民“与朋友无异”，特别是他参观德国议院议事，对西方的议会制度“聚众人之议为一议，合众人之心为一心”颇感兴趣。后来他又阅读、翻译了《德国议院章程》和《德国议院坐位图》。萌发、产生了在中国实行议会制度的思想。回国后，特地将这两本书呈送给光绪皇帝，在《德国议院章程·序》中，他明确指出：“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夫惟上下之隔阂至远也，人情之趋向至杂也，欲其交而通焉，不亦难哉?盖非遍询舆论，历采国人之言，莫不周谘博访，集思广益之效，是以上而国政，下而民事，必皆集众会议，以期同心同德，乃可订定施行”。可是这样做有许多难处，人多口杂，难以集中。他曾“鉴诸古史，征以时事，深思而玩索之，卒未得其要领。”后来他在德国参观议院，觉得这种做法“可以通人情，可以交上下”。特将它的章程译出“聊备采风问俗”。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希望光绪帝能采纳这样的做法。
徐建寅后来与维新派人物时有交往，在维新派骨干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上发表过文章。维新变法前，他更明确提出在中国实行议会制度：“欲使君臣庶民声气相通，心志相孚，非详订议章，设立议堂……而期自立之效也。”
因此，光绪帝在任命徐建寅为农工商总局督理大臣时，决不是如历史学家所言，他还是个洋务派人物了。
徐建寅在接到光绪任命，向光绪呈送的《谢恩折》上表示，一定要“恪守职司”“理局务以佐新政”。他认为“农政为工商之权舆，商务乃农工之枢纽。……明农以尽土宜，而人材有所取给；考工以利民用，而百产逾献菁英；且树艺之所获，匠作之所成，尤赖商贾以懋迁、俾通货财而兴利益。阜民之要，富国之原，无逾于此”。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徐建寅深刻认识到农工商对富民强国的重要性，是新政的物质基础。他是准备在这方面一展身手的。可惜，维新变法很快就被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扼杀了。徐建寅以“回籍扫墓”名义离开了京师。
1900年，徐建寅经张之洞调至湖北总办全省营务，后委办省城保安火药局。1901年总办汉阳钢药厂，在试制无烟火药过程中，3月31日，合药时发生爆炸，徐建寅不幸遇难。年仅5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