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岁朝清供的惠山
苏迅

　　关于惠山，我还能说点什么呢？熟悉到了无以复加，今天的无锡人对惠山还勾得起片刻的凝想吗？ 　　
　　我是惠山脚底下淹没于众生之间过路客中的一个，飘忽得临近虚幻，因为残存着理想与情感，才甘心为了衣食子女而忙碌奔波，尽管也已几乎忘却了对外物的热诚及观照。直到有一天我陡然发现，原来我们的惠山它的本色并非如我们今天所眼见，它应有着本属于自己的另一种壮阔与静好。 　　 清朝顺治七年，也就是公元的一六五零年的四月，明朝遗民余澹心（１６１６－１６９６）从金陵放舟南来，经句容奔牛到苏州太仓，其间曾道经无锡，他那部清丽绝伦的《三吴游览志》中记述道：“初四。微雨东风。自奔牛至无锡。望惠山在烟雾杳霭间，似米南宫用湿笔作氵翁郁山水，空氵蒙有无，云气与天相接，不复辨草树、峰峦、岭岫也。”无锡城外的惠山和城池遥遥对峙，气脉相连，它的平远野旷，缭绕起诗人满目“烟雾杳霭”。在中国山水画中平远法是最基本的构图方式，如今城市扩张不知餍足，到底侵蚀了自然境界，画家跟摹写的物象只可亵玩而不能远观，这也是中国画日渐式微的症结。 　　
　　说到了余澹心，我想有必要多讲两句。澹心是个落寞的诗人，不晓得还有几个人记得他。这当然不应当怪我们，谁教他要去做个诗人，何况还只是个从未做过官的遗民诗人。三十岁前才子余澹心就已名震南都，明亡后他以遗民身份颠沛流离于南京、苏州、嘉兴一带，联络反清志士，因之诗中每每流露出丧国之痛。在诗集《咏怀古迹》的序言中，他曾公然说：“金陵，六朝建都之地。山水风流，甲于天下。丧乱以来，多为茂草……然举目河山，伤心宅第；清华如梦，江南可哀。其为悱侧，可胜道哉。”余澹心一生刻过许多诗集，但如果现在有人知道他名字的话，我敢断定，绝不会是因为读了他的诗。这多半是由于他的那部讲秦淮旧院的笔记《板桥杂记》。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民国时期上海进步书局印行的“笔记小说大观”收录了他的《三吴游览志》，找来一读，真正是孤行一意的绝妙好辞，吓得我从此不敢再轻易下笔写“游记”之类。 　　
　　余澹心驻舟古运河，在一片软翠微雨中回望湿漉漉的惠山，而老无锡城里的读书人却可以足不出户而卧游无穷。我在泛读乡贤的文章时留下了一个有趣的印象：住在城里的无锡人习惯在庭院里眺望他们视作野趣象征的惠山。这就有点像造园的“借景”，如果不强调自家的宅院也能够悠然望惠山时，便好像参加“城市山林”比赛投了弃权票。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推开窗确实可以看得见惠山。民国年间的名流钱孙卿晚年作过篇《七尺场住宅记》，其中描述绳武堂后面他的楼宅时道：“楼侧西有平台，可望惠山一角”，这才是我们的惠山——与城池相望相亲却不苟同混淆，尽管不苟同混淆却又相望相亲，在城池之外别具一家之妙。杨味云与钱孙卿透过那扇雕花窗棂，悠然远眺落辉里的惠山，如现欣赏自家廊庑间黄花梨云头案上的岁朝清供，一时似临水照花，眉眼俨然，竟要相看两不厌。而今世，高楼与阔马路挟裹中的惠山沦为城市里的摆设，尽管景致犹在情致却已幻灭。美感寄存于距离，且有些感觉只能存在于中国境界里的中国情怀，偏是强求不得的。 现代文明在创造的同时也在分解。我们享受着城市提供的快餐，却要以失落为代价。至少，我们是没有真正的惠山了。 　　
　　不料，竟有例外。一个暑夜我乘车归家，忽地飘起雨来，那原本已经包裹住惠山的高楼连同马路都幻作一团轻浅迷蒙的黄雾，只有惠山在夜光里折射出它的浓墨绿的翠色来。于是，我的眼前便分明只有一座惠山了。一切人工与智能的精密创造被这种深沉反衬得浅薄可笑近于滑稽。现代文明拼命扩张的野心抵不住雨夜一击，败得一塌糊涂，惟有自然恒久垂远且历久弥新。 在夜色里，无锡的黄花梨云头案上的岁朝清供恍然如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