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报社发布了“2017·乡念——新春记者还乡”系列报道策划案，由社办公室通知全社记者编辑报题，写一写那些在乡村、城市中“微如盐粒、又饱经风霜”的“小人物”。

    我是经济新闻部的编辑，工作中很少有机会写这样类型的题材。第一个想到的采访主题，便是我的家乡、安徽安庆大别山区的留守儿童们。

    腊月二十七，历经七八个小时的颠簸，我再一次踏上这条十八弯的盘山公路，这条连接过去、今天和未来的希望之路。

    快到家时，窗外已经是黑夜，20年过去了，这条路有过一些修整，泥巴路变成了泊油路，路面也大大拓宽，通往县城也多了分叉路，但盘旋的山路十八弯没有改变。在大别山区，想修出一条笔直的公路，少走或不走弯路，几乎是不可能。一如改变留在山里的留守儿童的命运之困难。

    父亲是第一批走出农村、外出务工的勇者。1983年，他放下家里的服装培训班，带上七个学徒，毅然前往福建的服装厂打工。过年回家时，父亲的学徒每个人挣回了两千块钱，父亲挣了多少钱就不记得了。从那之后，可能父亲在村里的名声大噪，有很多人央求父亲带着同去。眼热的村民相继踏上了村口的盘山公路。

    那时的我，成了村里第一代留守儿童。小时候，总是盼父亲的信，盼父亲的电话，盼父亲归来。尽管在电话里或者见到父亲，我们也没有太多话要讲，只不过在为数不多的团聚的日子里，家里的餐桌上多了一双筷子，但内心的那份盼归人的期待丝毫不减。

    我曾想象长大后，这一切会得到改变。然而，村子还是那个村子，总有贫穷的人家依旧贫穷，留守儿童也顽固地存在。小我8岁的陈想、小我16岁的朱蓝蓝，成了新一代的留守儿童。

    借着采访机会，我第一次认真走近了他们。

    陈想的妈妈一直在外做服装挣钱，朱蓝蓝的爸爸也长期在外省的工地上做工，可是当我前后踏进她们家门的时候，虽与当年留守儿童的我生活年代相比隔了十多年之久，他们现在的生活却没有带给我一种时代进步的感觉。

    当朱蓝蓝的奶奶指着新盖的房子告诉我“这是今年新盖的楼房”时，我能隐约感到她语气中的一丝满足。但她紧接着告诉我，“为了盖新房子欠下了十几万元的账。”新房子并没有过多的装修，水泥地面和老旧的家具，凌乱的摆设，处处透露出主人的拮据。

    陈想的房间里有一张新床和一个衣柜，收拾得有几分女孩闺房的样子。她回忆起当年被开水烫伤，看到久违的母亲后委屈流泪的情景。然而我仍然能感到她对那些伤痛的隐忍和委屈。

    进城务工并不一定能给孩子们创造更加富足的生活，可大人们还是要去。陈想跟我说，“父母出去打工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家里都不是很富裕，需要出去挣钱。”

    两条板凳上面架着一个麻将桌，朱蓝蓝和朱文斌姐弟俩的“书桌”。他们寡言少语，习惯性沉默低头，与人交谈也不敢直视对方，说话声音很小。我猜这种性格与他们成长过程中，父母的长期缺席有很大关系。这对孩子成长的心理健康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看着他们的落寞，想象着他们内心更多说不出的委屈，不免心有戚戚。

    虽不像父辈们从这条山路走出去又走回来，我们这一辈更多的是走出去，走向大城市直到安家落户，获得了相对更好的生活。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小时候，我们是留守儿童，而当我们长大了，常年在外工作，父母却成了空巢老人。

    这条向远处延伸的山路，小时候，希望能够走到越来越远，长大后，却希望它能短一些再短一些。我们从这里走出去，但这里也在盼着我们归来。常回家看看吧，无论是回家看看那些年少无知的留守儿童，还是年岁渐高的空巢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