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最大的“斯芬克斯”之谜,是中美能不能打破传统,跳出新老大国必有冲突的怪圈,走出一条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和平相处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它的世界意义和影响绝不亚于40多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才是中美两国正确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中美关系要向前发展,一定要走好一条新路。21世纪有两点可以肯定:美国的老大地位是谁也取代不了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或振兴是谁也挡不住的。美国能否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关键在美国自己；中国能否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关键也在自己。其中十分重要的是中美双方能否处理好彼此的关系。

 

    第一,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其中关键,一是看新兴国家采取什么政策。同样是德国,二战前后奉行了截然不同的崛起战略,结果也大不相同。日本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二战期间,日美两国之所以迎面相撞,就是因为日本采取了对外扩张的战略。在21世纪,所谓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的说法其实是个伪命题。

 

    第二,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是否发生冲突,还要看守成大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中国有句俗话叫“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两个人打起架来,总是双方的原因造成的。中国还有句谚语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意思是种下什么种子就会收获什么果实。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采取打压、遏制的政策将会产生一种结果,采取接纳和引导态度则会产生另一种结果。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如果视中国为敌,那么我们注定在未来收获一个敌人”。

 

    第三,新兴大国同守成大国是否将发生冲突,还取决于时代大背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世界各国都处于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当中,住在同一个地球村,面对着许多共同的复杂难解的新问题、新威胁、新挑战,这不是哪一国能够单独应对的。这个“村子”里的各家各户,特别是中美这两个大户必须要相互尊重、相互合作。这两户绝不能成天争论不休,不能打架,更不能“打死架”。

 

    当前世界,武器发展达到了惊人的尖端水平,而且堆积如山。中美都是有核武器的国家,常规尖端武器也不少。如果中美开战,没有谁是赢家,只能是相互摧毁,而且会殃及整个世界。人类社会经历的战争灾难已够多的了,再也经受不起新的、更具破坏性的、惨烈的世界大战。中美任何一家如果挑起战争都将殃及全人类,成为历史的罪人。很难想象今天有哪个国家会重走侵略扩张、对抗冲突的老路,会玩你得我失、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只有不识时务的政治狂人或者疯子才会那样做。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美国应当认识到中国不同于美国在历史上曾经打过交道的任何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的崛起,本质上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的“自救”和复兴。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大国,对现行体系没有敌意,不是“挑战者”“造反派”。中国是有明显二元现象的大国。近代史上找不到像中国这样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却在世界上排名相对靠后的大国。中国发展任务之重之艰难,前无古人。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疑要坚定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集中精力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没有意愿、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争夺美国的霸权地位或者所谓“势力范围”。说中国改变了既定外交方针,对外变得咄咄逼人了,这是误判。中国越发展,越需要同美国加强合作,越需要与美共同走一条互相尊重、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中国发展造福中国人民,但也是贡献给世界、贡献给全人类的。中国崛起,美国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中国不发展,而是贫困、动荡、分裂,对美国可能才最为可怕。中国是一个由五千年文明滋养起来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国家,不谋求霸权,希望世界人民生活得好一点、平安一点。所以美国用不着怕中国崛起,应该敞开胸怀来欢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什么理由不尽最大可能地发展同中国的合作,不尽最大可能地利用好中国发展给美国带来的红利呢?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遏制、打压甚至大动干戈的政策,那便大错特错了,那是最傻的傻瓜才做的事情,那是最大的一笔赔本生意。所以中美只有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

 

    中美战略共识很具开创性

 

    那么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我觉得是可以走得通的。

 

    首先从人类历史发展看,“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铁律,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没有掉入这个陷阱的情况,而且二战以后的70年没有发生世界大战,这很值得研究。所以今天中美两国不仅应该,也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智慧来携手跨过这个所谓的陷阱,创造新的历史,走出一条新路来。

 

    从中美关系的发展史看,实际上从当年尼克松总统与基辛格博士一起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开始,两国老一代政治家就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打下了基础。这几十年来中美基本上走的就是他们当时规划的道路,实际上是一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正因为如此,这几十年来,一路上尽管风风雨雨,有时候还有雷电交加,但中美关系始终是向前发展的。到了今天,可以说中美两国关系已发展到几十年前谁也没有想象到的高水平,广度和深度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关系达到如此高的水平,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也说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再往后,2013年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两国元首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战略共识,在21世纪新形势下确定了中美关系的目标、方向和根本框架。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达成的这样一种战略共识在人类历史上实属首次。我想这是中美两国老一代领导人思想、智慧的集成、创新和发展,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多年来深思熟虑、坦诚沟通对话的一个结果,是人类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升华,也是深受世界人民和中美两国人民欢迎的一个重大决策。这是颇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性事件。

 

    走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是确保中美关系持久稳定发展的大框架。这对双方都是“无价之宝”。无疑,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不管会遭到多大困难,中方都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信美国本届政府、之后的各届政府都会信守承诺,排除干扰,克服困难,同中方一起努力,不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如果有人硬要选择冲突、对抗,我坚信,一定会遭到中美两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中美走好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也将造福于亚洲和世界,理应得到亚洲和世界各国的理解与支持。

 

 

    那么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应该注意什么呢?

 

    第一,中美两国的一代又一代政治家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不要动摇,不要退缩,不要转向,而且要引导两国民众越来越多地理解、支持、参与到新型关系的建设当中来。用中国俗话来讲,中美两国发展关系应该是上不封顶、下有保底。“上不封顶”就是两国关系能发展多好就发展多好,当然我们不结盟；“下有保底”就是一定不能有冲突对抗,不能打冷战,也不能打热战。

 

    第二,今后中美两国领导人高层和各级别官员都应该保持经常性的、及时的战略沟通和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避免误解、误判。美国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和战略意图,不要把中国做的事情都看成是对美国的挑战,要好好地发展同中国各方面的合作关系；中国也要始终清醒地看到我国现在是并且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图谋去世界上“称王称霸”。中美要相互视对方为朋友和伙伴,而不是对手和敌人。

 

    第三,要聚焦合作。双方在双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合作的潜力和空间都还很大,一定要下大工夫把扩大合作这篇大文章做好,做得更精彩,向两国人民和全世界充分展示中美关系确是一对合作共赢而非冲突对抗的新关系。

 

    第四,要切实管控好矛盾和分歧。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更趋复杂,合作发展了,矛盾自然也随之多了。这是正常现象,其中大多应当被看作关系发展前进中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关系的积极办法,通过沟通交流协商加以理性、妥善地解决和处理,不使分歧和问题变成损害关系大局的破坏性、爆炸性因素。

 

    第五,要加强治国理政的经验交流。尽管中国和美国各走自己的道路,谁也不能改变谁,但我们是应该和可以交流治国理政经验的。历史上,西方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和精英治国理念。今天,中国的改革也借鉴了西方市场经济理念。人类对社会制度的探索永无止境。西方的资本主义搞了200多年,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尖锐难解的矛盾和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才搞了60多年,也面临着艰巨的改革任务。我们唯有既独立自主、立足自身、相互尊重,又相互学习、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是上策。

 

    总之,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建设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让两国的子孙后代不要掉进冲突、对抗甚至战争的灾难陷阱。(作者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

 

 

 

    “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提出,而是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杜撰的。英国崛起从来不受“修昔底德陷阱”困扰。英国的外交谋略可以归纳为三大原则:英国利益至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打击最强国。美国承袭了英国外交手腕,二战结束后,苏联、日本、欧盟先后被美国视为对手或潜在对手,并以不同的方式被整治下去。现在轮到中国了

 

    近年来,“修昔底德陷阱”之说被热炒。它是一个新名词,把一般人吓唬住了,觉得它深奥无比,蕴藏着无限玄机。然而拨开这层迷雾却并不难,只要弄清楚历史的真相,“陷阱”之说就昭然若揭。

 

   “陷阱”非修昔底德预言

 

    要搞明白“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必须了解一些历史知识。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古希腊发生过一场战争,交战的双方是两个城邦国家斯巴达和雅典,以及各自领导的城邦同盟。古希腊有几百个城邦,各自为政,相互间经常械斗,战争频繁。但这场战争的特殊之处是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卷入了战争,而且分成两个阵营,即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各城邦的一个防御性同盟,斯巴达握有主导权；提洛同盟是在公元前478年由雅典建立的,起初是为了对付波斯,后来变成雅典控制其他城邦的工具,雅典强迫各城邦听命于它,并向其抽税。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爆发,其根本原因是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雅典帝国主义”,即雅典试图控制整个希腊,为此不惜动用武力。《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这么说:“在这些年中,雅典人使他们的帝国日益强大,因而也大大地增加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势。斯巴达人虽然知道雅典势力的扩大,但是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制止它；在大部分的时间内,他们仍然保持冷静的态度,因为在传统上,他们如果不是被迫而作战的时候,他们总是迟迟而作战的；同时也因为他们自己国内的战争,他们不能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最后,雅典的势力达到顶点,人人都能够清楚地看见了；同时,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了。在这时候,斯巴达人感觉到这种形势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决定发动现在这次战争,企图以全力进攻,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消灭雅典的势力。”这是对事件的客观陈述,也是后来历史学家们的共同理解。必须指出:修昔底德是雅典人,还担任过雅典的最高官职将军,他对战争的解释如此客观、不偏不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失为史德的表率。

 

    但中国的大众媒体对这次战争是这么说的:“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接下来的这段话就引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这些媒体还特意标明:如此说法“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来的,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指雅典)与既有的统治霸主(指斯巴达)竞争时,双方的冲突多以战争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如此”,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很明显,这是强加给修昔底德的,修昔底德不是这个意思。在修昔底德那里,雅典不是新崛起的大国,斯巴达也不是既有的霸主,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是大国关系的“铁律”,修昔底德不想做历史的预言家。

 

    “张冠李戴”有弦外之音

 

    既然“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修昔底德之意,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来自一个美国人格雷厄姆·艾利森,他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与美国政府过从甚密,同时也是哈佛大学教授。他为了给21世纪的中美关系定性,特意把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将军兼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请出来为自己助威,杜撰了一个“修昔底德陷阱”。为了证明“陷阱”的存在,他煞费一番苦心广征博引:据他说,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事例,而多数以战争结局；他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性,说这次战争的根源就是新崛起的大国德国挑战了当时的现存大国英国,从而引发了世界灾难,正如同雅典挑战斯巴达,斯巴达便发动战争,导致整个希腊世界受到重创。

 

    如此一来,“陷阱”理论的弦外之音就很清楚了:既然艾利森是为中美关系定位,那么,中国挑战了美国,两国就必有一战,因此美国要做好应付中国的准备,要准备打仗。显然,此人是典型的美国“智库”,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不过,此弦之外还有他音,让我们再来看看历史。

 

    斯巴达和雅典,谁是新崛起的大国、谁是现存大国,那是说不清楚的,因为那个时候既没有现代统计学,又没有GDP之类的数据,无法衡量谁比谁更强。我们只知道古代希腊世界有几百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是其中最大的两个。斯巴达与雅典居民人口数量相仿。但雅典以工商业为主,斯巴达基本上是农业经济,以财富论,工商业应该比农业更富裕。另一方面,雅典的公民人数远多于斯巴达——在古希腊,只有公民才有资格上战场,所以雅典的军事潜力应该大于斯巴达。雅典的富裕使它拥有一支海军,而斯巴达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这些情况都说明:将斯巴达定义为现存霸权国家,而将雅典定义为新崛起国家,可能与事实并不相符。也许雅典本来就比斯巴达强,因此它更加冒进,更愿意执行帝国主义政策；斯巴达则比较谨慎,更专注于内部事务,修昔底德就是这么说的。

 

    但“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却将战争责任归于斯巴达:它不能接受雅典的崛起,于是发动战争。在雅典和斯巴达的这个案例中,“陷阱”理论显然站在所谓的“新崛起国家”雅典一边,指责“现存国家”斯巴达。不过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当这个理论被套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指责的对象却是德国:德国的穷兵黩武和扩张野心威胁了英国,而作为“现存国家”的英国是被迫卷入战争的,它原本不愿与德国打仗。乍看起来出现了逻辑混乱,因为依照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范式,英国应该是战争的责任方,是英国这个“现存国家”对德国的“崛起”感到恐惧,才会导致大战。

 

    然而恰恰是在这个貌似混乱的逻辑后面,我们听到了更多的弦外之音:在西方思维模式中,斯巴达一向是强权、专制、军国主义、蛮横无理的象征,雅典则代表着民主、自由、理性、智慧等等,是西方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一定是正确的,斯巴达必定是邪恶的。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却代表着民主、自由、理性和智慧,所以,英国应当是正义的一方,德国则必定邪恶。可是,正是在这里,一阵阴沉的弦外之音隐隐可闻:“陷阱”理论在最近几年突然走红,因为它预测了今后的中美关系,按西方的逻辑,中美是价值观完全相反的两个国家,拿“陷阱”的思维去定位,它想说什么其实已经昭然若揭了!因此,这个理论受到西方的欢迎是不足为怪的。

 

    让我们再来看历史的真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陷阱”理论再次背离事实。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史学界基本上有公论:战争是西方国家争夺殖民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正是这种“结盟”的政策把所有西方国家都卷进了战争,任何国家都身不由己。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是不公正的,两个集团都应该承担责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完全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人民反侵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两个军事集团互相厮杀,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有趣的是,实际上英国在那个时候还不是西方人自己说的“现代民主国家”,当时它还没有走完民主化路程；当时,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完成了向现代“民主”的转型,所有国家都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国家”。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并非本文目的,所以此处不展开。

 

    中国需破“当老二难题”

 

    由此我们已经明白,“陷阱”论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并非“铁律”,而是一个杜撰的理论。可是在人类历史的现实中我们确实看到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有时会发展到相当激烈的程度,最强国家之间经常交恶乃至战争。如何处理大国关系,便成为国家的大事。为此,我们考察一下英国近几百年来的处理方式,英国从一个偏远岛国崛起为独霸世界的头号强国,得益于它的外交谋略。

 

    英国崛起与“修昔底德陷阱”毫无关系,在英国崛起的过程中,它先是挑战者,后来是守成者；但它从来不受这个“陷阱”的困扰,它的外交谋略帮助它一路破关斩将。

 

    英国的谋略很简单,可以归纳为三大原则:英国利益至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打击最强国。

 

    这三个原则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永远以英国利益为判断标准,无需考虑意识形态和道德义务；因此,朋友和敌人都依据英国的利益来择取,一个时期是朋友,另一个时期可以是敌人,利益发生变化了,对他国的关系定位也就发生变化；可是,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最强大的国家是敌人,站在敌人对立面的都是朋友,英国要拉住所有的“朋友”结成同盟,摧毁它的敌人。

 

    几百年中,英国都遵循这些原则,从而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16世纪西班牙是欧洲最强国,英国联合其他国家打败西班牙,自己也成为欧洲强国。17世纪荷兰称霸海洋,是最强大的商业国家,英国与其他国家结成同盟打败荷兰,把荷兰的海权夺到自己手里。18世纪开始,法国成为英国最强大的对手,为了战胜法国,英国与法国在世界范围内打了一百多年仗,这时,荷兰已经是英国的盟友,而奥地利和普鲁士交替成为英国结盟的对象——它们之中谁站在法国一边,那么另一个就是英国的盟友。到19世纪初,英国把所有欧洲国家都纠集起来共同打败法国,这以后,英国就稳坐世界第一把交椅了,它成了世界第一大强国。此后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把矛头对准所有欧洲国家中最冒尖的那一个,就是“杀老二”,谁当老二就杀谁:19世纪中叶它把矛头对准俄罗斯,法国是它的盟友；19世纪末德国成了封杀的对象,英国与法、俄结盟,共同对付德国。

 

    简单回顾英国的外交谋略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处理大国关系时英国很自觉地把矛头指向欧洲最强国,为此不惜发动战争,把对手彻底摧毁。在这里,看不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只有外交谋略。然而,英国的外交手腕现在却被美国完美承袭并且执行了,二战以后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二战结束后短短的几十年里,苏联、日本、欧盟先后被美国视为对手或潜在的对手,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被整治下去。现在轮到中国了,因为中国是“老二”。因此,中国需要关注的不应该是“修昔底德陷阱”或者它是否存在,而是如何解决“当老二难题”。

 

    我相信这个难题是有解的,出于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出于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我们应该高高举起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大旗,在联合国讲坛上正式提出缔结“和平解决国与国争端的国际公约”,反对用武力解决国际分歧；同时用历史的教训说明结盟的危险性,它只能引发大规模战争,中国不仅自己不结盟,而且应公开反对一切军事结盟,使其成为国际准则。

 

    出于中国自己的传统价值与历史智慧,我们可以倡导许多有益的做法,使其成为各国都愿意接受的原则,比如“非战”,比如“怀柔远人”,比如“以德服人”,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世界的发展也需要和平。一个大国为自己利益而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英国方式”应该过时了,世界应该遵循新的行为模式。(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世界史研究院院长,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

 

    代表作三

 

 

    认为“中国增强实力会激怒美国”的想法,完全违背事实。中国实力虚弱才会使美国敢于对中国动武。中国必须足够强大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这取决于中国的经济成就。由于中国不寻求对抗美国的冒险政策,因此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民众愿意为对中国动武作出牺牲

 

    近年来热炒的“修昔底德陷阱”说法,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古希腊的两个城邦国家雅典与斯巴达战争所作的总结,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依此类推,中国是“新崛起的大国”,美国是“现存大国”,两国之间爆发严重的冲突不可避免。

 

    但雅典和斯巴达战争与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分辨这些差异至关重要,因为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中国古代智慧和希腊智慧有共通之处,“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下面我将结合中国古代智慧与中国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证明中美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雅典和斯巴达战争与“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一个根本性区别是经济。事实上,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古代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是微不足道的——年增长率可能低于0.1%。国家间不存在经济合作以促进经济显著增长的客观可能性,使得通过战争掠夺别国资产、奴役别国人民等,成为合理的政策。

 

    工业革命大幅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与和平的相对经济利益。韩国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或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增长几乎未曾间断过。相比之下,上个世纪几乎所有参与战争的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不管它们是输或赢,伴随而来的是经济衰退,而和平则带来经济扩张——美国是一个例外,它因为二战实现了其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终结了欧洲作为近500年来世界最有活力经济中心的地位。

 

    同样,二战后,美国发动的战争导致其绝对优势相对下降。越战引发经济动荡造成的通胀,使得美国花了20年的时间才恢复元气。据估计,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耗资1万亿至3万亿美元,这导致奥巴马不得不大幅削减美国军事支出,以稳定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经济。

 

    英国历史学家泰勒说过,能否保持大国地位取决于是否拥有打一场大规模战争,以及避免打仗的成本大于收益的能力。

 

    除了成本外,根本的原因是,和平与经济上升、战争与经济下降的关系显而易见。亚当·斯密最早提出,劳动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最重要因素。这包括国际劳动分工,而国际劳动分工需要和平的环境。因此,在当今时代,和平的经济收益几乎总是大于战争的经济收益。

 

 

    许多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集中精力研究类似1914年或者最近发生的重要洲际冲突,而非“修昔底德陷阱”。我将根据工业革命以来所爆发的冲突教训,分析中美爆发重大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

 

    19世纪时,英国是“现存大国”,美国是“新崛起的大国”,当时美国的经济增速比英国快得多。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规模开始大于英国；到1918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实例证明,“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必然存在——当时的“现存大国”英国和当时的“新崛起的大国”美国之间并未发生重大战争。原因何在?

 

    如果英国对美国发动战争,那么英国将不可避免地被击败,因此英国从未着手对美国发动战争——自杀对英国资本主义来说并非一个理性的政策!英美关系证明,“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避免的。那么,中美从下述冲突中可借鉴什么经验呢?

 

    一战:衰落的大国具有侵略性

 

    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在分析1914年爆发的一战时,将中美关系与英德关系相提并论——美国相当于1914年的“现存大国”英国,中国则相当于“新崛起的侵略性大国”德国。但是,这种类比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历史学家分析了德国选择1914年发动侵略战争的动机。原因是,当时德国正在经济上追赶英国,但在与俄罗斯的经济竞争中日益处于下风,且与美国相比,其军事地位日益恶化。1912年,德国总参谋长冯·毛奇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声明:“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越早越好!”据他解释,就对比俄罗斯与德国的军事实力而论,德国军队财政开始吃紧,意即德国当局感到他们权力的顶峰已过去,德国军力现已大大变弱。

 

    中国目前的形势与1914年的德国完全相反。与最强大的经济对手美国相比,中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弱。中国的军事地位仍远不如美国,但其军事实力正日益增强。因此,对中国来说,合理的政策是坚决反对侵略,等待时机。时间在中国而非美国的一边。事实上,如果真要对1914年前的情况作类比,扮演德国好战角色的最佳候选人非美国莫属。美国的军事实力现正处于顶峰,但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速不及中国。

 

    大量的证据支持这一论点。最近的例子就是美国侵略伊拉克的战争,而中国没有这样的记录。对1914年类比的结论是,日益衰落的大国美国是具有侵略性的。

 

    二战:国家虚弱会导致战争

 

    历史学家对二战的发生并不感到意外。英国和法国对纳粹采取姑息态度,导致纳粹德国坐大,从而让希特勒有能力发动战争。同样地,苏联军队在1939-1940年与芬兰的战争中明显露出疲态,导致希特勒得出他可以在1941年袭击苏联的结论。二战事例表明,国家虚弱会导致一个国家快速陷入战争。

 

    冷战:美国虚弱时“爱好和平”

 

    接下来谈1945年之后的美苏冷战。美国和苏联都没有发动对彼此的战争的原因不足为奇——彼时两国都有核武器,如果两国真的发动战争,那么两国都将毁灭。因此,两国间的冲突只是局部的,并且都是通过代理人进行。最重要的是,冷战检验了两国的相对经济活力——苏联的国力在上世纪70年代初达到顶峰,当时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40%至45%。但到上世纪80年代初,苏联没有启动中国式的经济改革,导致其经济陷入停滞。苏联并不是在军事上被打败,而是因为其经济失败了。

 

    冷战的深层教训是,当美国国力虚弱时,它就“爱好和平”,比如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和中国的关系解冻,在越战失败的背景下,缓和与苏联的关系。但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恢复实力时,启动了更具侵略性的政策。当时,苏联在军事上是强大的,但经济虚弱。因此,美国在经济上对苏联施加压力——里根当时加强军备建设并非旨在打仗,而是为削弱苏联经济。

 

    美对华动武需要两个条件

 

    当前的中美关系可借鉴什么历史经验,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其一,如果中国示弱,那么美国就会变本加厉地针对中国推行侵略性的政策。戈尔巴乔夫时期所犯的这个灾难性的错误,推动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格·阿尔巴托夫曾对美国称:“我们将解除贵方的后顾之忧,不再当美国的敌人。”他还主张对美国作出最大幅度的让步。美国一方面笑纳了这些让步,另一方面加快分裂苏联的进程,推动北约军事部署逼近俄罗斯边境。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这一教训体现了冷战的本质——当美国感觉自身虚弱时,会采取“友好”的立场；当美国感觉自身强大时,则会推行侵略性的政策。

 

    中美关系截然不同于冷战时的美苏关系。当时,苏联军力强大,但经济虚弱；虽然美国不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其在经济上更强大。因此,美国的战略是转移斗争焦点到经济竞争。中美的相对优势截然相反。中国的经济增速远快于美国,但美国拥有全球的军事优势。所以,美国的战略是:试图将斗争焦点引向军事紧张,比如在南海挑衅中国；试图减缓中国经济增速,比如将中国排除在贸易协定之外。

 

    美国试图将斗争焦点转移到军事领域会导致“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吗?不会!因为美国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其社会分为几个阶级。

 

    美国单单加强军备对付中国,就需要大量调配民用资源到军事用途,更别提与中国打仗了。因为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年增长率约为2%,这意味着美国民众生活水平增速会放缓或下降,从而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

 

    只有在两个条件满足的情况下,美国才会对中国动武。

 

    首先,如果美国民众遭受巨大的失败,无力阻止其生活水平的大幅下滑,然后主要的资源可在无阻力的情况下转移到军事支出。当然,当美国民众感到其重大利益受到威胁,正如二战时感受到日本的威胁一样,会对其他任何国家展现同样程度的抵触情绪。因此,中国避免威胁美国的核心利益,是完全正确的。但1945年以来的趋势显示,美国民众越来越不愿意为非核心利益作出牺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发动的战争祸及经济产生的一种副产品。

 

    按照时间顺序,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抵触程度如下:对朝鲜战争的抵触微不足道；对越战的反对力度最初很小,但后来渐渐增大,直至迫使美国政府结束战争；2003年反对入侵伊拉克的力度最初就很大,现在则是压倒性地把伊拉克战争视为灾难；大多数美国民众反对在中东卷入新的战争。

 

    由于中国不寻求对抗美国的冒险政策,因此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民众愿意为对中国动武作出牺牲。

 

    其次,如果中国经济严重放缓,美国就有可能对中国发动战争。这样,美国可以在不对其民众造成重大经济负担的情况下,在军备建设上超过中国。中国无法决定性影响美国的趋势,但最基本的条件是,中国必须足够强大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这取决于中国的经济成就。

 

    这两个条件是相互关联的。中国越强大,美国民众为对抗中国所付出的牺牲就越大,因此他们就会越不愿意忍受这一点。认为“中国增强实力会激怒美国”的想法,完全违背事实。中国实力虚弱才会使美国敢于对中国动武。(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英国经济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