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共同见证《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工程项目结项。这么多成果摆在面前，有种收获感。这个项目历经10年，今天终于看到正果。在此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人民出版社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感谢所有参与这项工程的各方面专家学者和同志们。这项重大出版工程既是研究创造，也是整理出版，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没有你们的智慧和贡献，是无法取得今天的成果的。

    项目具有重大的文化传承和文化交流价值

    回想10多年走过的历程，可以说是相当艰难。这个项目刚开始还有些争议，当时最有争议的就是版本的甄别、内外的价值，但确定进入实施后，大家都做了很艰苦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专家学者本着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精神，调查摸底，选择好的版本，特别是国内没有的稀缺版本，让汉籍回国，丰富中华文化宝库，是传承中华文化的一件大事。

    做这项工程，我认为有两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文化传承价值。它能让传统文化得以完整、系统地保存和传承。由于历史原因，大量历史文献不在国内，而是陈列在别国图书馆、博物馆、藏书室里。曾经有一个美国的议员讲，美国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古籍，希望中美合作、共同出版，当时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非常重视，但由于中美关系的影响，未能深入下去。向西看，丝绸之路上，俄罗斯、地中海沿岸国家，也有大量的汉籍。这么多的汉籍，都是中国人民的历史创造；或者是外国人在中国游历、参观、考察、记录下来的东西，也非常重要。

    那么如何回归祖国？所以，10多年前就谋划《域外汉籍珍本文库》项目，后来得以实现，列入国家出版重大工程和文化重大工程，于2007年正式启动这项工作。经过10年来学者和出版家的努力，今天终于看到成果，这是值得庆祝的事情。这项工程相当浩大，相当不容易，目前出版的800余册图书中，包含2000多种珍稀汉籍，补充了国内传统文化经典文献方面的空白或不足。但与此同时，域外汉籍整理回归的任务还大得很，比如《永乐大典》大部分在国外，国内是少部分，最近两年还从民间收回来几本，它的去向国内和国际上都说不清楚，找不到下落。现在还有域外汉籍散失在海外，等待着我们去整理回归，这是中华文化传承的价值。

    二是文化交流价值。文化起源问题，是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国际上的学者大多认为是多点起源、融合发展，主要有地中海、印度、中国。这3个区域，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2世纪形成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主体。比较起来，中国思想文化原典就是诞生在这个时期，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原典，以后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所以，找到汉籍的行踪，知道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承的路线图，再返回祖国，就能了解中国文化与世界交流传承的过程。西方人通过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传播文化，而中国是靠书籍来传播文化的。把这些汉籍找到了，就能证明中国文化传播有一套自己的体系，不是靠教堂，而是靠古代学者的思想文化。中国图书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欧洲的很多思想家，包括黑格尔、马克思等都引用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哪来的？就是通过图书。马克思《资本论》里面有文章，记录了中国的府尹管理，也就是政府的开支，其资料的来源就是通过俄罗斯拿到的中国清朝政府的一本书。日本、韩国、越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更是受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域外汉籍的整理与回归在国际文化交流上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要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我认为，一代学者、一代出版家，最重要的是把前人的精神文化传承好，把当代的思想文化记录好。这两项工作做好了，就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后人。我推动出版，就把传承作为出版的一个重要责任。无论现在人怎么看，都要去做，功过留给后代人去评说，所以推动实施了几项重要工程。我曾经担任10多年全国古籍出版整理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全力推动古籍整理的工作，让出版界、高校界两条线并举，保证二者项目资金一样多。前段时间，纪念古籍出版60周年会议在云南召开，我去讲了话，大家回顾历史都很激动。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基本摸清了家底，全国现在共有22万种古籍书目，其中3.6万种古籍获得整理出版。毛泽东主席两次讲过，要把传统文化传承好。这个传统文化就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遗产。所以我们组织实施了《域外汉籍珍本文库》这个项目，让汉籍回国；再一个就是绍兴市整合力量在推动收集整理出版流失在外的近代文献工程，目前确定了14万种的目录，包括经济、政治各个方面的文献。还有，浙江省也正在推进《宋画全集》等有关中国文化传承的大型出版工程；近日出版的《中华传世藏书》，有2亿字的规模，相当于马恩列斯全集的规模。这几件事情，都是为了传承中国文化。当代政治如何认识这些历史经典，当代人民怎么评价是另一回事，但更重要的事情是要把它们传承下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反复强调，要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永葆中华文化的魅力。我希望我们的学者、出版家继续重视域外汉籍的出版工程，继续做好、做下去。

    希望以此为起点继续整理出版珍稀古籍

    关于项目本身，我讲三点具体建议：

    一是项目不是终结，而是新的起点，要继续做好。刚才大家发言都讲了这个问题，我们要继续收集、整理、出版所能找到的珍稀汉籍。现在出版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还要通过现代传播手段让它活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的要求是两个“讲清楚”，三个“活起来”。我们要让这套大型丛书活起来，包括新的出版计划、有力的传播平台、有效的推介使用等。

    二是把域外汉籍工程逐步纳入古籍出版的整个工程，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常态化、固定化推进。关于古籍整理出版，国家有长期规划，中央也高度重视，资金年年增加，项目越来越好。以后域外汉籍项目推动起来，会更加有保障。

    三是要研究中国文化的传播之路。中国文化如何向世界传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专家、学者的研究，对“汉籍之路”进行深入研究。中国有丝绸之路，德国学者倡导提出这个概念后，得到大家的认可，成为一个国际概念。丝绸之路是货物贸易等物质文化传播的途径。那么，精神文化如何传播？前面提到了西方是以教会传播为主线，中国是以书籍为载体进行的传播。中国的书籍传播线路，与丝绸之路是不一样的。书籍首先是对周边国家的传播，对世界其他区域国家的传播非常复杂，还需要进一步考据和实证研究。这项研究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和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目标。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传播经验和途径，重构今天中国文化传播的版图，重现今日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力。在国际话语权、在中国文化传播的学术方面，我们要站到一个制高点上。当然，这还只是一个设想，还需要专家学者和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

    今天的会议既是《域外汉籍珍本文库》项目工程的总结会，也是继续推进的会。我们要继续把域外汉籍整理出版工作做下去，要确实体现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点，要证明中国文化是对人类作出重要贡献的一种文化。

    （作者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本文系作者11月9日在《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学术座谈暨项目总结会议上的讲话，刊发时略有删节，大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