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当月，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江西瑞金成立；
1934年10月，这所学校跟随中央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唯一一所走过长征的红色医学院校；
1941年7月，毛泽东同志为已经定名中国医科大学的学校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1948年11月，中国医科大学跟随解放大军进驻沈阳，从此扎根辽沈大地；
2026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来，这所学校不忘初心使命，始终践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始终走好一代又一代人的长征路。
这是中国医科大学第十四期学员在延安上课的情景。本组图片均为中国医科大学提供
在瑞金：“红色医生”的摇篮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同年11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瑞金建立，开学伊始，毛泽东为学校制定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办学方针。中革军委总军医处处长贺诚兼任校长。次年，学校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
我党历史上第一所医学院校，从此开启了荣光熠熠的传奇。
建校之初，战事频起，办学条件也异常艰苦：校舍是借来的，用墨汁涂成黑板，碎砖乱石砌成桌椅。仅有的教学设备是几张挂图、一具人体骨骼标本和两台显微镜。所有这些家当仅用一匹马就可全部驮走，被称为“马上学校”。
据一期学员张汝光回忆录记载，招生考题包括“什么叫帝国主义”“怎样讲卫生”。对于大多出身贫苦、未受过系统文化教育的红军战士来说，这些题目并不简单。最终，仅录取25人。1933年4月，第一期19名学员毕业，朱德总司令亲切接见，他高兴地对学员说：“你们毕业了，好啊！我给你们一个名字：红色医生。”
这19名学员，后来成为燎原的星火，但许多人没能看到革命的胜利。范同麟曾任江西省军区卫生部部长，在梅岭被俘后牺牲于敌人牢狱；石大祥曾任红一团卫生队长，长征到陕北后在消灭胡宗南一个旅的战斗中牺牲……他们把“红色医生”四个字刻进了校史。
这是长征时期使用的药箱。
长征路：我军第一台X光机的故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由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陈志方兼任校长，带领军医六、七、八、九期学员及调剂、看护各班师生踏上战略转移征途。为了行军的需要，军医九期和调剂、看护各班分散至各部队随军救护，只留六、七、八期学员百余人和教职员三十余人，编成教导队，跟随中央红军总卫生部出发。
这支特殊的连队，在红旗的指引下奋力前行，既要行军赶路，又要坚持办学，还要随时担负战场救护任务。在二万五千里的漫漫跋涉中，师生们坚持招生、学习、救护伤员，在我党我军的医学教育史上写下了壮丽诗篇。
过湘江的火光照亮夜空，大渡河的浪砸在石头上轰响。八个民夫轮换，抬着那只沉甸甸的木箱——里面是我军第一台X光机。这台X光机，拯救过很多红军将士的生命。走到云南扎西，部队决定精简辎重。毛泽东对贺诚说：“机器虽珍贵，但战士的生命更重要。不如托付乡老，妥善保管。”深夜，师生含泪将整机及十几箱器械藏入村民杨保和家的楼阁中。这一藏，就是几十年。如今，这台X光机的三个残件，静卧在云南威信扎西会议纪念馆的展柜里。
学校迁到瑞金后，在瑞金朱坊村办学旧址。
在高原：设在牛棚里的课堂
行军途中，师生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每个学生带着许多书籍，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讲授和学习各种知识。行军时，教员将《药物学》编成各种有趣的歌曲，“升汞红汞黄隆汞，阿司匹林托氏散……”学员们时常边走边唱；学员们还把题目抄在纸上，挂在背包后面，以便在行军时让后面的同学学习。
红军卫校第一期毕业学员刘放被分配到红三军团卫生部工作。长征途中，他办了一个军医训练队，学员杨庆堂回忆：“过雪山时，我们也没有放松学习，互相讨论疾病的防治问题，停下不能走时就在雪地上练写药名、拉丁文。”
1936年春，红军卫生学校师生滞留四川炉霍。这里环境相当艰苦，没有像样的教室，师生们就把牛棚清理出来兼作课堂和宿舍；没有足够的纸笔和印刷材料，教师自己编写讲义，文书和学员想方设法刻版油印。夜里没有灯，大家就借着篝火的光亮读书……在这样的条件下，学员每天的学习活动达12小时，8小时上课、4小时自习。
虽然学习生活条件艰苦，但阻挡不住师生们前进的脚步。师生们不但完成了教学工作，而且在生活中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学员们经常唱革命歌曲，有时进行歌咏比赛，还用牛皮制成篮球，用牛膀胱作球胆，组织大家打篮球。
在牛棚的简陋与油墨的清香中，他们完成了医学教育的薪火相传。1936年6月1日，第六期70余名学员毕业了。没有礼堂，牛棚顶漏下几缕高原的阳光，学员们手捧着用厚纸制成的毕业证书。毕业典礼上，年轻学员的歌声在牛棚上空回荡。
据学员回忆，在毕业考试时，贺诚曾出过这样的题：如果命你随一个连队执行为期一个月的临时任务，只能自选二十种药品，重量不得超过二十斤，又要满足全连一个月的医疗卫生需要，你会怎样取舍？
这道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但却把战地医疗最实际的难点摆在了学员们面前。对于这些即将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这既是一门考试，也是一堂真正贴近战场的课。
这是中国医科大学在延安时期的礼堂。
在延安：“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1936年10月，随红军进行长征的师生在陕北会合。1940年9月，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当年秋天，毛泽东同志到学校视察，并为全校师生作报告。他的目光扫过台下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亲切地说：“你们在党的领导下，从江西中央苏区的‘卫生小学’，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现在成长为‘卫生中学’了。我们的革命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因为我们能为群众谋利益，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所拥护，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敌人，建设一个新中国。你们卫生学校也是这样，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卫生大学’。”
1941年初夏，学校第十四期，即更名后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即将毕业，同学们都热切地希望毛主席能题词留念，时任十四期期长林春芳将同学们的要求向校长王斌汇报。王斌很快又向毛主席做了汇报。不久，毛泽东同志的题词被送到学校——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放大后的题词，被分别贴在校部、礼堂、图书馆、十四期的教室，全体同学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学校决定，将题词用红字印在十四期学员的毕业证书上。1941年7月15日，十四期61名毕业生得到了与以往不同的毕业证书。直到今天，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证书上依然印着这句题词。这句题词，也从此成为中国医疗卫生战线的根本宗旨。
这是中国医科大学在延安时期的校门。
在东北：永远赓续红色血脉
1946年，中国医科大学进入东北，辗转东北疆场。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学校进驻沈阳，从此扎根于此。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医科大学动员组织教职工，全力以赴投入到医疗救护保障工作中。一所承担伤病员抢救治疗任务的医院——北安医院就此成立。北安位于黑龙江省北部，靠近边境，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42摄氏度。中国医科大学在1950年10月接到成立北安医院的命令时，那里已是冰天雪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120名医护人员顶风冒雪在北安扎下根，高护一期、二期、三期学生因工作急需，提前毕业。部分同学一同前往，承担起大部分护理任务。
据史料记载，伤员多的时候，北安医院全体职工和学员需要紧急联合行动。每个人都是担架员、护理员、救护员、办事员、后勤供给员，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安排处置伤员。紧急手术有时每天40余例，医护人员有的48小时连续工作，不眠不休。
1950年在沈阳入学的“军医期”，在军内和医界名声显赫。“军医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医科大学为人民军队培养的唯一一期六年制授衔医学毕业生。1956年12月1日，600余名中国医科大学“军医期”医疗专业的同学正式毕业，奔赴新疆、西藏、青海等艰苦地区。
时光荏苒，今天，他们中已经走出了以王正国、李朝义、姚新生、吴天一、陈洪铎等院士为代表的一大批知名专家学者。2021年6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挂在了“军医期”毕业生吴天一的胸前。
从抗击非典到抗震救灾，从援疆援藏到援外医疗，在每一个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刻，每一个危险的救援战场，都会有中国医科大学师生们的身影，都会有中国医科大学的旗帜高高飘扬。
这是中国医科大学校园外景。
——这面旗飘扬在延安。2012年以来，中国医科大学全方位以医疗帮扶反哺革命老区，先后派出275名专家、教授援助延安市人民医院。手术台上手把手教，门诊室里面对面带。老区人民说：“你们这是把根又扎回来了。”
——这面旗飘扬在边疆。2016年以来，学校独家承担辽宁省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任务，截至2026年，共选派11批次224名医疗援疆队员和152名柔性援疆专家支援新疆塔城地区；2015年以来，已派出9批次38人次援藏队员支援西藏那曲。
——这面旗飘扬在海外。自1968年起，中国医科大学陆续派出数百人次的医疗队员。在炮火和疟疾之间，中国医科大学的医生们不仅带去了精湛的医术，更通过带教培训为受援国培养出“带不走的医疗队”。
“长征岁月里，中国医科大学在枪林弹雨中坚持办学，在雪山草地间救护伤员，我们守护革命火种。新时代新征程，学校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锚定国家战略需求，保障人民健康。岁月场景更迭，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救死扶伤、人民至上的红医精神代代赓续、历久弥新。”中国医科大学党委书记王振宁说。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中国医科大学永远在路上。（记者杨金志 张逸飞 王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