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本人受邀出席上海某知名企业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委员会成立仪式，并受聘担任外部专家委员。该公司旗下核心产品是上海本土成长、富有国际都市文化特色的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平台。平台主打拟人化互动与情感社交服务，核心用户聚焦95后、00后青年群体，在Z世代用户中拥有较高的渗透率与用户体量。

  在多数人工智能企业面对国家伦理监管要求普遍观望、暂缓落地的行业背景下，该企业主动邀约人工智能伦理、青少年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伦理委员会，既是对工信部等十部门新颁布实施的《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的积极落实，也是企业进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加强自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战略，充分彰显企业的行业担当与长期主义视野。

  在这次成立仪式上，我应邀作了“科林格里奇困境与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节奏”的主题分享，在系统解答行业整体困惑的同时，也兼顾探讨了人工智能企业是否需要以及何时设立伦理委员会等问题，对当下普遍处于观望的科技创新企业或许能够提供些许镜鉴。

  科林格里奇困境由英国技术哲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提出，是技术治理领域的经典命题。该困境精准揭示技术创新的核心悖论：对新兴技术过早、过度规制，会直接扼杀技术创新活力、束缚行业发展；而放任技术无序发展、后置治理规制，又会导致技术风险积重难返、治理成本剧增、风险难以管控。把握精准的治理节奏，即何时介入、以何种强度介入伦理治理，是平衡技术创新与伦理安全、实现科技向善的关键。

  传统认知中，科林格里奇困境多用于宏观层面的技术治理研究，但结合人工智能行业企业实践来看，该理论完全适配企业微观治理场景。当下人工智能企业普遍面临多重压力：政府常态化监管约束、用户对隐私安全与合规体验的升级需求、资本市场的合规披露压力。企业是否设立伦理委员会、何时启动伦理治理、以何种强度推进合规建设，都是对科林格里奇困境的微观回应。

  从人工智能企业的生命发展周期来看，伦理委员会的设立并非越早越好，需要精准匹配企业发展阶段，既要避免超前规制造成的资源冗余、抑制创新，也要杜绝滞后治理引发的风险失控。

  处于初创阶段的人工智能企业，普遍面临赛道拥挤、市场竞争激烈、资本回报周期紧张的发展现状，生存发展是企业第一核心目标。此阶段企业的核心任务是抢抓短暂的市场窗口期，快速完成产品打磨、用户验证、模式迭代，跑通商业闭环，搭建稳定的运营体系，为企业存续奠定基础。

  在这一阶段，企业资源高度聚焦市场拓展与产品创新，伦理治理往往被视作非必要运营成本，甚至被定义为形式化的“附加负担”，属于企业治理的边缘议题与次要选择。国内外头部人工智能企业、数亿用户体量的平台企业，在初创及快速孵化阶段，均选择暂缓设立伦理委员会，都是为了适配初创企业生存优先的发展逻辑，同时也契合破解科林格里奇困境中“避免过早规制扼杀创新”的原则。

  当企业度过初创摸索期，进入用户规模化增长、商业模式成熟、盈利体系稳定的扩张阶段后，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变化，让科技伦理治理从“可选项”转变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必选项，此时正是设立伦理委员会的最佳时机。

  从外部风险来看，随着产品用户基数持续扩张、功能场景不断丰富，人工智能产品深度融入大众生活，从单一的工具属性逐步转化为社会化基础设施。产品广泛普及的过程中，算法偏见、用户隐私泄露、不良信息推送、网络沉迷等伦理风险集中凸显，极易破坏平台生态、引发网络舆情，直接损害品牌公信力与社会认可度，甚至触发政府监管干预，对企业经营形成重大冲击。外部合规与风险防控的硬性压力，倒逼企业必须建立系统化的伦理治理体系。

  从内部发展来看，规模化、资本化阶段的企业，核心发展目标从“活下去”转向“活得稳、走得远”。企业的品牌建设、合规经营、可持续发展能力，成为资本市场估值、行业竞争突围的核心指标。设立伦理委员会，能够将伦理价值深度融入企业文化与产品研发体系，对内补齐治理短板，将社会责任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对外契合ESG治理披露要求，满足资本市场长期主义发展的考核标准，实现商业利益与社会价值的深度融合。

  从长远发展来看，人工智能企业设立伦理委员会并非形式化举措，更不是企业的冗余负担，而是平衡创新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对于人工智能企业而言，创新发展是高线追求，伦理安全是底线坚守，二者相辅相成，并非矛盾制衡的关系。创新是贯穿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核心驱动力，坚持技术、产品、模式创新是企业应对市场竞争、实现产品迭代、达成持续增长的根本。伦理治理并非单纯的风险约束，同时亦能赋能企业创新发展，伦理委员会所倡导的尊重人格尊严、保障用户权益、维护社会公平、助力可持续发展等核心价值，贴合社会公共需求与用户核心诉求。企业将这些伦理价值融入产品研发、设计、运营全流程，能够实现高质量的价值型创新，挖掘全新业务增长点，帮助企业跳出存量竞争，实现增量增殖，达成“合规促创新”的效果。

  当前短视频、人工智能社交等赛道的头部企业，均已具备规模化发展特征，满足设立伦理委员会的条件，应当加强伦理治理、设立伦理委员会，这是适配行业发展、规避经营风险、赋能长期增长的最优战略。对于成熟的人工智能企业，伦理委员会的建设与伦理价值的工程化，能够为企业持续创新发展提供正向价值赋能。

  在成立仪式上，有嘉宾提出如何防止未成年人网络沉溺与情感依赖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当前部分国家采取一刀切的监管模式，例如英国、澳大利亚都明令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但从落地成效来看，单纯的禁止性治理治标不治本，无法适配人工智能原住民的成长环境与时代需求。对此，发挥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的功能，将陪伴式伦理理念融入产品研发，重构设计逻辑，反倒可能独辟蹊径，取得意想不到的治理效果。

  企业可依托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的专业指导，将亲子陪伴的伦理价值融入人工智能产品研发与功能设计，让人工智能产品不再是单一的娱乐社交工具，而是成为亲子互动、共同成长的媒介枢纽。引导家长陪同青少年合理使用产品，共同学习合规使用规范、探索正向使用场景，既能弥补当下亲子陪伴缺失的社会痛点，改善青少年网络使用乱象，又能丰富产品正向价值、拓宽用户圈层，为企业培育全新的业务增长空间，实现社会效益、用户价值、商业价值的三方共赢。

  从破解科林格里奇困境出发，人工智能企业既无需盲目超前开展伦理规制，也不可持续观望、放任风险无序生长。精准锚定企业规模化发展节点，适时启动伦理治理、设立伦理委员会，是平衡产品创新与伦理安全、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也是人工智能行业规范化、向善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乐见也愿意帮助更多人工智能企业推动这一进程。（作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李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