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日名将”之争，大可不必。国共双方的名将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戴安澜都是我们所崇敬的。张灵甫在南京保卫战中身为团长，英勇作战，身负重伤，的确为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政府也为其后人颁发了奖章。至于他为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并身亡，并不光荣。除去“抗日”，也就不是什么“名将”，只能说是解放军的手下败将。徐焰如实地讲述了张灵甫的情况，居然有岛内媒体给他扣上“两岸共同纪念抗战胜利的期待被蒙上了强大的阴影”的大帽子。其“文革”遗风，着实令人生厌。
国军消极抗战无法粉饰
抗战初期，国民党有300万军队，共产党只有5万。政权在国民党手中，国内国际资源都由国民党调配，共产党是一穷二白。日军的战略主攻方向先由东北—华北指向华中，转为由华东沿长江指向华中，都是直指国民党的命门。国民党打了淞沪、南京、徐州、忻口、武汉等几个会战，稳定了战局，日本3个月消灭中国的企图失败了。在这个战略退却阶段，毛泽东如实评价“这一时期国民党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武汉会战后的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开始“三心二意”，日本由军事打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国民党内“曲线救国”投降论调甚嚣尘上，大批国民党政要、将军投敌，其中将军67名;78万国军阵前倒戈，摇身一变成了伪军。特别是“革命精神”最强的时任国民党第二把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率部分国民党高层公然投敌，成立“汪伪政府”。同时国民党军委会成立了“防共委员会”，确定“防共、限共、 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在日军眼皮子底下消灭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力部队、同时又是国军编制内的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死亡。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产党及早发现并向美苏英大国揭发国民党企图，国民党胡宗南部准备分9路突袭共产党首府延安。如果得逞，敌后战场将遭到毁灭性打击。
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将主力转用到敌后战场。1942年前后，我抗日根据地被日军反复扫荡，进入最困难时期。该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要抵抗中国战场上侵华日军(不含东北)总兵力的58%(扫荡时最多达70%)，伪军100%，敌后战场上升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抗日主战场。在日军重点打击下，根据地人口减少一半，军队减员2/5，区域缩小1/6。虽然正面战场压力明显减弱，也不见国民党主动发起攻势作战，完全进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避战观战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