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事件促使大区最终撤销
“五马进京”各就各位，对大行政区的调整也在同步进行。至1953年2月，以东北为首，各大区相继撤销军政委员会，改为行政委员会。大区军管制度结束，行政委员会不再是地方最高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而成为“虚级”，仅作为中央领导地方工作的代表机关，即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和派出机构。
各地权力收归中央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央内部的统一和集权。毛泽东认为“在很多部门中极端缺乏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状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刘少奇诸多理念与毛泽东不一致，且经常不经过中央研究发表一些讲话和指示。1950年，高岗把刘少奇支持东北存在富农的谈话记录上交给毛泽东，据高岗称主席气得发抖，脸色都变了，叹气说：“少奇同志有些重大问题也不向我请示商量，就擅自做主，出了不少乱子。”
1953年初，毛泽东写信批评了周恩来、邓小平、薄一波等，未经中共中央讨论即由政务院通过了新税制。同年5月，毛泽东给刘少奇和杨尚昆写信说：“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在“否则无效”四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
基于中央工作存在的上述问题，1953年上半年毛泽东指示政府各部门开展“反分散主义”斗争，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并对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机构和人事安排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八个全国主要工业部门划归给高岗任主席的国家计委领导。这一安排改变了周恩来及政务院主管一切国家事务的局面，周恩来实际负责的工作只有外事和统战，刘少奇负责的财经委员会工作也部分划归高岗。
一时间，刘周高在中央呈三足鼎立之势，高岗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刘、周更耀眼。1953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如何过渡，过渡需要多长时间，这些问题使毛刘之间分歧再度加深，而高岗的意见往往得到毛泽东的赞同。毛泽东给予高岗不一般的信任，经常和他交心，坦言对刘少奇工作的不满。
高岗个性好强，行事高调，身上带着草莽气，毛泽东的信任使他得意忘形，他多次向中央及地方的重要领导人透露毛对刘的不满，进行“私下串连”，在若干事件中对刘少奇间接发难。这种非组织活动触犯中共纪律的大忌。饶漱石恰好在同一时期与刘少奇发生一些争论和冲突，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其间穿插苏区干部与白区干部的矛盾，原华北局干部与其他地区干部的矛盾，“山头”政治影响党内团结。为阻止党内分裂的趋势，毛泽东发起对高饶的批判。
高饶“分裂党的活动”正好是“反分散主义”、加强中央集权的反面教材。中共中央党校党史博士范晓春研究认为：“由于高、饶都有着大行政区的背景，因此，中共对‘独立王国’的批判就难以避免把高、饶在大行政区的某些执政行为冠以搞‘宗派活动’的帽子，也就不能不涉及和影响到中共已然形成的即将取消大行政区的决策。”
对高饶两人的批判及他们个人的检讨中，都提到了被调来中央工作时，疑心是“调虎离山”，等于说他们在地方有占山为王之势。这对各大行政区都有敲山震虎的效果，各大区纷纷向中央表决心。范晓春总结道：“尽管‘高饶事件’不是导致大行政区撤销的直接原因，但它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亦或是中央撤销大行政区的有利时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