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更纯粹”的军人
“世界主要国家早期航空教育普遍起步较早，为从源头上建设强大空军提供了雄厚的塔基效应。”空军招飞局研究员魏克大校向本刊解释说，“一条基本规律就是著名飞行员接触飞行都比较早，成名也比较早。”
二战中击落过62架敌机的“斯大林之鹰”阔日杜布，18岁加入苏联航空俱乐部；击落过352架敌机的德国王牌飞行员哈特曼，从小就跟随母亲参加航空俱乐部的飞行，14岁正式进入滑翔俱乐部。
魏克介绍，美国空军在全国高中设有884个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在册学员约10万名。
俄罗斯的少年航空军校，由国防部等军事部门与地方政府合办、但归属地方。法国空军在地方设立的空军预备学校叫“军事中学”，并在一些高中设有“飞行之家”。
英国在1941年就建立了空军学员组织，现在有13岁至21岁的学员4.4万余名，每名学员每年的750英镑保障费用主要由空军提供。英方还曾就空军学员组织与中国合作的问题，约见过中国驻英武官。
中国曾在上世纪50年代仿照苏联模式开设过数十个滑翔学校，它们到1979年共为空军输送了1.2万名飞行学员。
在1965年、1966年入伍的空军副大军区职以上飞行领导干部中，一半以上曾在滑翔学校培训，开始飞行的平均年龄仅为15.9岁；其余的也是十五六岁就直接选入空军预校的。
前者的例子是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上将，空军司令员马晓天上将则是在1965年16岁时就进入保定的空军第二航空预备学校。
“事实表明，早期培养是加快飞行员成才成长、培养堪当重任年轻飞行领导干部的重要经验。”魏克说。
而即使满足了招飞数量，更为严峻的挑战是新学员“想得比较多”。
在空军航空大学，调查发现有的学员在大三、大四“不是飞不好，而是受社会影响很大，受主观意愿影响比较大”。空军航空大学飞行研究所副研究员沙宇芳中校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有的学员选择加入空军源自就业压力，这种情况到飞行员们成长的中后期，可能会带来更为深刻的负面效应。
马晓天上将在听取飞行人才早期培养调研汇报时也谈到，空军各级主官主要来自飞行员和政工干部，“当主官决策权很大，这一批人的素质低了，对整个空军的发展建设会带来很大影响，所以不单纯是解决几个飞行员的问题。”
通过对前几届青少年航空学校学生的调研，“他们对于军队的认识更客观、稳定，比一般高中毕业生要成熟得多。”沙宇芳说，青春期正是世界观的塑造和形成期。
邢国平则认为，相比之下青少年航空学校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职业指向，“有职业的概念和认同、目标，这是现在普通大学生都无法达到的。”
事实上，自2013年以来，空军对前期的一些招飞试点开始“收口子”，主要以高中毕业生为招飞主渠道。2014年起，空军停止招收地方大学生飞行学员，只选拔普通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军队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