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一代：那些勇猛而忧伤的年轻人

    平心而论，平津当局在一二·九运动中并不算“血腥镇压”。据北平市长秦德纯记述，12月9日当天他接到日本大使馆武官电话，对方要求派日本宪兵出来维持秩序，秦德纯立刻拒绝，说“这件事我们地方可以负责”。秦德纯下令警察只能劝阻，不得使用棍棒等武器。燕京大学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家的柯华回忆，学生进城路上被一大群警察拦住，领头的警察并不蛮横，只是反反复复说我也是奉上司命令，请同学们高抬贵手回学校，但学生往前“哗”地冲过去，警察也就散开了，毫无暴力行为。随着事态逐渐升级，军警开始使用棍棒镇压。王府井距离东交民巷一步之遥，日本使馆已经架起机枪，这是学生纠察队也侦察到的事实。用冷水喷射学生固然野蛮，平津当局的想法是，天寒水冷，一冲即散，总比让学生冲到使馆被敌人用机枪打好得多。学生在游行之前想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做了政府开枪的思想准备，惨痛的历史没有在他们身上重演，整个“一二·九”期间，没有一名学生被杀害。

    国民党员学生也上街了

    西直门外，清华、燕京、北平大学农学院等一千多名学生，从黎明站到黄昏，始终未能进城，至晚上5时左右只得郁愤返校。经过一整天斗争，北平城内外的热情都被调动起来了，各校相继选举成立学生自治会或救国会，发动罢课，没能赶上这次游行的学生都要求“再来一次”，北平学联也决定趁热打铁再掀高潮。

    殷汝耕冀东伪政权成立后，日方加紧向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及南京国民政府施压，推动“华北自治”。何应钦与宋哲元一面与日方周旋，一面与蒋介石商议成立对日妥协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会原定于12月16日成立，消息传出，北平学联决定于这一天发起第二次示威。

    “一二·一六”游行与“一二·九”相隔一周，有充分准备时间，规模更大，组织更完善，多达万名学生参加。北大教育系学生陆平（1960年成为北大校长）回忆，“一二·九”北大是仓促上阵的，很多同学说“五四”北大走在前面，这回太丢人，“憋着很大的气”，下次一定要搞好。16日，全校90%的学生都出去了，校旗、横幅、标语、传单一应齐全。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北大学生思想自由，各有主张，如有3个人便无法意见一致。“一二·一六”却全体统一行动，左翼和中立的自不必说，连国民党员学生也上街了。

    学联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指挥学生化整为零，游行中遇到阻挠随时解散，待暗号响起又突然集结，军警四处出击也抓不到主力。遇消防水龙，则迅速冲上前用小刀割破水管，致使水龙无法喷射。城门依然关闭，清华燕京学生齐力撞断了西便门城门铁杠，汹涌汇入城内在天桥会师。宋黎架着北大数学系学生黄敬登上一辆破电车演讲，吸引大批市民。（黄敬原名俞启威，当时是李云鹤的丈夫，也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一二·九”时李云鹤已在上海改名蓝苹，不久与黄敬分手，后来去延安改名江青。）

    柯华回忆，下午5点左右宋哲元调来了他的二十九军大刀队。这支队伍1933年在喜峰口夜袭日军大显神威，《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为他们写的。大刀队内部的命令是只能使用刀背不能用刀刃，但刀背砍下来，学生也吃不消，许多人受伤。学生得到市民同情，人力车夫帮忙送学生去医院，开豆腐店的送来热豆浆，还有居民送来热水和大饼。

    天津、上海、南京各地学生得知北平学生游行，群起响应。武汉高校和中学几乎没有共产党员，进步教师和爱国学生不少，以武大为领袖，各校在武汉三镇游行示威，声援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