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一代：那些勇猛而忧伤的年轻人

    这些激进行为受到社会舆论批评，学联运动渐失人心，引起中共中央重视。1936年3月，刘少奇奉中央委派主持北方局，开始直接领导平津学生运动。他批评北平学联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纠正一二?九运动爆发以来的一系列“左倾”现象。

    学运方针开始发生变化，对右派学生也不再动辄骂“反动”或“汉奸”，而是主动联络争取共同搞抗日救亡活动。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学联给蒋梦麟、胡适等写信，对五四先驱表示敬意，检讨过去的不妥行为。1936年6月13日，学联组织了一次和平游行，把“一二·九”时“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秦德纯”的口号改为“拥护二十九军武装保卫华北”，游行队伍畅通无阻，几乎走遍北平所有主要街道，没有受到任何军警干扰。

    这时，学运领袖内部又发生分裂。重视上层统战的被称为“元老派”，重视发动群众的被称为“少壮派”。“元老派”以清华徐高阮为首，强调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少壮派”以蒋南翔为首，强调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要保持独立自主。徐高阮已经是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纷争引起中共北方局高度重视，彭真亲自到清华住了3天了解情况。1936年10月，上级指示成立学生工作委员会，蒋南翔任书记，以便加强中共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工委试图争取徐高阮回心转意，但他坚持辩论，刘少奇让他到延安去解决，他不肯去，最后被开除出党，其他元老派或被开除，或自动脱党。

    学生中的左右纷争并没有平息，终至1936年底发生何炳棣所谓“清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群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左派学生听闻蒋介石被抓，欣喜若狂，纷纷跑去吃馆子庆祝，有学生想上街游行喊“杀了蒋介石”的口号。蒋南翔按住了大家。事后他说，在校车上听到同学议论纷纷，大部分人说如果杀了蒋介石可就天下大乱了，当时他就感到杀蒋的口号不符合群众要求。12月25日传来蒋介石平安离开西安的消息。那天正是圣诞节，清华学生放鞭炮庆祝领袖脱险，黄秋耘回忆，他和几个左派学生想不通这个结果，气得跑进城里喝了几斤老酒，在澡堂里用大毛巾蒙着头睡了一天。但校园中炸开了锅，左右两派因对事变结局心情迥异，在大礼堂发生争执，打了起来。参与斗殴的两派学生都被校方记过，右派由何炳棣“领衔”。

    1936年末，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大公报》笔杆子王芸生连写6篇文章谈对学潮的意见，统称“六寄北方青年”。他的核心观点是“读书救国”和“学生不党”：“读书是学生的本分，政治运动则是偶然的触发。我不反对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但要纯真。像五四和一二·九，再像当前的大问题爆发的时候，青年学生起来做卫护祖国的呐喊，纯洁真挚，那是万分应该的。但一流于形式化，经常地做党派斗争，那便坠入魔道了。”他奉劝学生不要错过读书的光阴，变成学术的低能儿，那样对民族国家的损失太大。

    王芸生的文章引发热议，左右派青年褒贬不一。当时有两名青年的回应文章最具代表性，一是化名为吴姓同学的22岁的顾准，一是清华学生会领导人之一王永兴（当时名为黄刊）。

    顾准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划为右派，其实早年他的思想也很左倾。一二·九运动爆发当天，顾准正在北平，他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考虑到秘密工作需要掩护身份，在现场旁观没有参加游行。顾准的文章质疑王芸生对西安事变的观点，为苏俄和共产党辩护。王芸生在回应文章中颇具意味地说：“我希望吴先生在信中所写的就是共产党的态度”。

    王永兴文章题为《北方青年的回响》，引起轩然大波。他批评左派青年狭隘宗派幼稚，过分幻想短视；右派青年对政府盲目信赖，轻视民众，双方都有罪于国家。“北方青年完全失去了他们应有的态度，完全失去了他们对于国家应有的贡献。”他赞同王芸生观点，提出知识应该成为青年救国的武器。王永兴就此淡出学运，《回响》一文直到20世纪80年代纪念“一二·九”时仍被定性为“反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