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独有左文襄”：历史上的左宗棠及其功绩

    二

    19世纪中叶，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这一变局的特征是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席卷着世界，也席卷着中国，近代化的标志，是发展科学技术，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而中国早期的近代化则是从军事层面开始的，其主要目的在于抵御西方列强入侵，即魏源倡导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对此，左宗棠极为赞赏，认为“默深《海国图志》于岛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譬犹禹鼎铸奸，物行无遁，非山经海志徒恢奇可比”（《全集》书信三，第346页）。为把“师长”的主张付诸实践，他大声疾呼：“策士之言曰‘师其长以制之’，是矣。一惭之忍，为数十百年之安，计亦良得，孰如浅见自封也。”（《全集》“诗文·家书”，第292页）

    左宗棠把“师夷长技”的首选定位在仿造轮船上，因为“从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全集》札件，第575页）。1864年，左宗棠曾在杭州试造蒸汽船，1866年（同治五年），他正式上折要求建设近代化造船厂：“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建造轮船不可。”左宗棠形象地比喻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全集》奏稿三，第60页、第63页）

    正是在左宗棠强烈要求下，清政府迅速批准了兴办近代造船厂的计划。1866年8月，左宗棠选择在福州马尾山下购得民田100亩为厂基，并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创办了马尾船政局（亦称福州船政局）。他一面从外国订购造船机器、轮机和船槽等；一面聘请西方工程技术人员。同时，设立“求是堂艺局”（即后来的船政学堂），以培养本国的造船和驾驶人才。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特推荐“久负清望”的沈葆桢出任“总理船政”，他自己也表示“身已西行，心犹东顾”，一直关注着马尾船政局的建设。马尾船政局终于成为我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造船厂，“为中国制造肇端之地”（《邮传部奏议类编》续编卷一），亦可谓“中国海军萌芽之始”（池仲祐：《海军大事记》）。

    左宗棠来到陕甘后，也非常重视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特别对在甘肃创办近代民用工业寄予厚望。早在创办马尾船政时，他就提出“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全集》奏稿三，第61页）。1878年5月（光绪四年四月），左宗棠委托上海采运局委员胡光墉向德商订购织呢机器，招聘德国技术人员，利用西北盛产羊毛的优势，设立机器毛纺厂，以“为边方开此一利”（《全集》书信三，第297页）。1880年5月（光绪六年四月），购自德国的机器设备4000余箱辗转运抵兰州，计有各种机器60余台，纺锭1085个。是年9月，“兰州机器织呢局”正式开工生产，成为我国第一家机器毛纺厂。虽然该厂后来因经营不善被裁撤，但毕竟是我国近代开发大西北的先声。左宗棠也不愧是我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之一。

    三

    左宗棠的历史贡献还表现在他是一位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发展者和践行者。他不仅是我国近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爱国思想、经济思想、从政理念、军事思想、教育思想都有独到之处。

    中国自古即提倡“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斗争精神和“成仁”“取义”的献身精神。左宗棠不仅秉承先贤遗训，而且付诸实践，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中，他始终坚持抗击外侮，反对妥协、投降。当英国侵略者挑起鸦片战争时，左宗棠振臂高呼：“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全集》“诗文·家书”，第459页）。当新疆大片土地沦丧，边疆危机空前严重时，左宗棠愤然表示：“何敢自惜残生，置身事外。”（《全集》奏稿五，第403页）为收复被沙俄强占的伊犁，他又“舆榇出关”，并表示：“至马革桐棺，则固非所计矣。”（《全集》书信三，第583页）在中法战争中，他宣称“但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足惜”！如遇“寇警”，“防所既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全集》奏稿八，第263页），其铮铮铁骨、为国效命的精神无愧于中华民族的英雄。

    自强、自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左宗棠从救国、救民的目的出发，坚持对自强精神的追求。他说：“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不能自强，则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为国？”（《全集》书信三，第570页）此言是多么深刻且有远见，即使在今天，仍可作为全体中华儿女发愤图强、实现中国梦的格言。

    左宗棠还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强调“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欲知民事，必先亲民”，“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全集》札件，第427页、第270页、第139页），并进而提倡“兴利除弊”，为民造福。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陕甘主政十几年，坚持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禁种罂粟，举办赈务，振兴农牧，筑路植树，开矿设厂，兴办教育。凡是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总是尽力去做。左宗棠为官，不但奉公守法，认真做事，而且严于律己，磊落做人。他拒收任何不正当的收入，俸金多用于捐款赈灾，兴教办学、资助廉吏，正如他在一封家信中所言：“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全集》“诗文·家书”，第196页）。在晚清官场，这是一般为政者很难做到的。时至今日，也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诚然，如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左宗棠不是“完人”，他必然受到历史时代、阶级地位和个人思想认识的种种局限。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不可能跳出封建旧垒，他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会打上时代烙印，这是毋庸讳言的，也是我们不应苛求于前人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杨东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