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良教授简介：
黄宗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潮州人。1954-1960年先后在汕头华侨中学、汕头一中读书。1960年进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学习。1965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现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俄关系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国际共运史学会顾问、中共中央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政治学、中共党建的教学和研究。专著和主编有《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等十余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讲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编者按：黄宗良教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苏东问题、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数十年如一日，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并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讲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日前，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中央党校网派记者李军鹏就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对黄宗良教授进行了专访。
记者：黄教授您好，您的新书《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出版后，引起了学界和各级领导的广泛关注。您能为我们介绍下这本书吗。
黄宗良：这本书集结了我自2004年退休后十年间的论文40余篇，算是我的第二本论文集。第一个集子《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异》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收录的是2004年前20多年的论文。本书理应叫《书屋论政（续）——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因是不同出版社出的，便作罢。头一个集子主要是写苏联，这个集子的中心是说中国。在中国，研究苏联模式不联系到中国，或研究中国道路不涉及苏联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剧变前的苏联与改革以来的中国，我在十多年前曾用“一个主义，两种模式”来概括二者的关系，在北大学报发表了文章。苏联模式的最重要特征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和共产党一党高度集权，中国改革的突出任务不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吗？
在《书屋论政》的序言中，我写道：“祈望在刚刚跨入退休岁月写的这个‘序言’不是‘结束语’。”这倒是如愿。过去十年确也闲不下来。当我在迫不及待地办退休手续的时候，校、院领导通知我到中组部去报到，要到中南海讲个课，得赶紧去备课。讲课后，媒体找的多了起来，不少单位叫去讲课。本来我并不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原来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苏东问题。但讲国外社会主义不讲中国显然不可能，我于是顺理成章地把侧重点放在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上。
一、对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若干个人见解
记者：您在书中，对中国社会主义问题发表了若干见解，请为我们解读一下。
黄宗良：之所以自觉这书出版多少有点“价值”，是因为书中文章较早提出或者较深入地论证了一些至今看来还有点用的理论观点。敝帚自珍，现罗列于下与有兴趣的读者讨论。
——1998年即提出中国社会已出现了“权力腐败”，其重要原因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因此建立和健全权力制约机制应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和关键。用现在的眼光看，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但在当时确也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那时中国很权威的政法专家公开警告说权力制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
——我们这种国家要准备长期“带癌存活”，既不必谈癌色变，也不能讳疾忌医或掉以轻心，必须进行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毛泽东和后来党的领导人一再提出要警惕、不允许出现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使苏共丧权亡党的官僚特权阶层，就是这种恶性肿瘤。现在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反腐宣示的要“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所指即此。
——提出并阐释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是科学的，认为它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上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把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统一；科学发展观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成果，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项重要成果。
——2007年提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树立正确的干部政绩观，不以GDP作为衡量政绩的第一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勿以GDP论英雄。
——“民众拥社论”：根据世界社会主义史和中国现实，提出和论证民众追求的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说明民众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反对背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不少错误常常是民众以“自发”的行动首先起来抵制和纠正的。
——“有限的集权，有序的民主”，认为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但必须完善、健全，纠正集权过分、民主欠缺的状况。
——决策离开民主，就不一定是科学的，民主决策不等同于科学决策，但二者是统一的。
——民主制不等同于票决制；协商民主也是重要的民主形式，但选举民主还是民主制最基本、最重要的民主形式。
——用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这一根本的工作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成也于此，败也于此。
——党性和人民性是相统一的，离开人民性的“党性”、“先进性”实际上是宗派主义的派性，不是社会主义执政党的特性。
——提出并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邓小平开拓的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主义，两种模式”。概括了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念和战略是“八重八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工轻民用、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计划轻市场、重国家集体利益轻个人利益）。
——论证了苏共丧权亡党就是原来具有的三大优势——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党内有“铁的纪律”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丧失。
——较早从总结苏中两党执政的正反面经验中，全面、较系统地论述了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受到相关学界和相关部门的关注。
——提出并论证了正确处理好三个三者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大有希望。三个三者关系即发、改、稳，党、民、法，马（马克思主义）、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西（西方文化）九个字。我党已有较明确的处理好三个三者关系的好经验，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吸取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这是经得起理论推敲、可以理直气壮向世人展示的经验。他们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但是第一个三者关系要注意改革不被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的硬任务）挤到可有可无的“软任务”的地步；第二个三者关系要特别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其基础；第三个三者关系明确把传统优秀文化置于“根基”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