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人康抱着父亲陈士榘的照片。1937年，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参谋长的陈士榘参与平型关战役。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杨秋华展示父亲杨得志的照片。1937年，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的杨得志参与平型关战役。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陈士榘及其家人。
杨秋华
杨得志。
人物小传
陈人康(63岁)
八路军115师343旅参谋长、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曾在解放军第二炮兵任职，后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作。
杨秋华(65岁)
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开国上将杨得志之女。曾于解放军总参管理局招待处工作。
退休后，有着军人情结的陈人康还是习惯穿一身军绿色衣服。
他总说生不逢时。
“当了个和平年代的兵，无法像父辈那样抗击外侮，叱咤疆场。”
他的父亲陈士榘，28岁时参与平型关战役。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当年，决策、指挥和参加平型关战斗的各级指挥员，有278人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其中元帅3位、大将1位、上将11位、中将36位、少将227位。
与声名显赫的父辈们不同，大多“将军后代”的经历如陈人康一样：读书、当兵、转业，在人生大多数时间中，默默无闻，少有关注。
“虽然父辈间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但子女后来却很少来往。”陈人康说，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许多年后，那些来往甚少、年约花甲的“将军后代”们慢慢聚在了一起，通过讲课等不同形式，频频“发声”。
陈人康说：“当发现今日社会正将父辈们的传统丢弃，正与他们的理想脱节。你就会明白，他们留给我们的，绝不仅有一个称谓。”
每次见父亲被要求敬军礼
1968年，16岁的陈人康成为一名普通的解放军工程兵战士，父亲陈士榘正是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他并未因此受到特殊照顾，反而被要求做最艰苦的工作。
“干的是建筑工人的活，每天在工地上用耙子搅拌砂浆，挑水泥。”陈人康也没什么抱怨，“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大多数将军的子女都有相似经历。”
他认为，这也来自老一辈革命家的意志，“他们是战争的胜利者，但并不认为胜利的果实应由自己的子女享受。”
对于父亲，在陈人康看来更像是上级。从军后，他每次见到父亲都被要求敬军礼，然后才叫爸爸。陈士榘对子女说：“我首先是你们的首长，然后才是你们的父亲。”
1984年，陈人康转业进入对外经贸大学工作。二十多年后，以普通干部退休。
陈人康说，上世纪60年代，他就读于北京十一学校，这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全班40多位学生，大多是将军后代。如今，同学中做到局级以上干部或企业老总者，不到五分之一。
随访问团赴日拍中日友好纪录片
2012年，陈人康第一次去日本。
年轻时，他在抗日电影里看到日本国旗，会恨得咬牙切齿。
他关于抗战的记忆不仅来自父亲的讲述以及史料，更有“亲身”感受到的。1938年的午城井沟战斗中，陈士榘被日军炮弹炸伤，震裂的左耳膜使他落下终身听力残疾。
陈人康称，家中原有很多父亲在战争中的遗留物品，包括缴获的战刀，使用过的4把手枪等，但这些物品已先后捐赠给博物馆、纪念馆。
时代的变革让他在花甲之年迎来一个使命。
2012年5月末，陈人康随《暖流》访问团前往日本，为中日建交40周年拍摄一部反映战后中日友好交往的大型纪录片。
访问团团长为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建，50名团员几乎都是抗日将领的子女。
“没有人能比我们的父辈更深切地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寄希望于通过那段不幸的历史让两国人民明白和平的意义，世世代代不再战。”谈及此次赴日，陈人康说他心情复杂，“心里还是放不下那段屈辱和仇恨。”
随访问团到了日本，看到街上的日本国旗，陈人康还是觉得不舒服。
那一年，也正是钓鱼岛事件最受国人关注之时。尽管《暖流》因钓鱼岛事件而未公开播放，但陈人康认为，日本之行还是颇有价值，“拍摄途中认识了很多为中日友好长期甚至终生努力的人，理解了中日两国是近邻，维持和平友好才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