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带动的家谱复兴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陈建华认为，“文革”后对家谱价值的重新认识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在学术界，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家谱拥有许多其他类文献没有的丰富史料，对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同时，“儒家文化里很多优秀的思想都在家训中得以完整保存。”陈建华告诉本刊记者。
但最主要的，它是人们寻根问祖的第一手资料。
由此，海外华人的寻根带动了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轮修谱热。
改革开放初年，诸多海外华裔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纷纷回大陆寻根谒祖，其中不乏显赫一时的政要人物：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美国加州州长骆家辉、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香港商界巨擘霍英东、台湾科技首富郭台铭等。
“一直到1995年，中国谱牒研究中心成立7年，服务对象基本上都是海外华裔。”李吉回忆。
寻根服务之所以主要针对海外归国侨胞，与现实利益分不开。例如1984年香港船王包玉刚回宁波老家祭祖时提出看家谱，当地有关部门临时为他复印了一部，还提前修好了包家在“文革”被破坏的祖墓。
为此，包玉刚很受感动，先后捐资数千万元，帮助宁波大学和北仑港的建设。
由此，沿海一带省市对家谱的评价渐趋正面化。
“当时沿海一带正在招商引资，海外华人回乡祭祖，按照政策地方上应提供一定方便，也是向在‘文革’期间对他们的族谱等保管不善表达一种歉意。”常建华对本刊记者如是说。
“海外华人的寻根文化很深，诸如安徽刘邦的后人、凤阳朱元璋的后人，回故乡投资，办厂子、修公路、办学校，政府当然支持了。文化交流多了，地区经济也提高了。”李吉说，“那时的寻根就是文化认祖，血缘不一定找得到。但他们有这样的文化认同。”
家族的荣耀
但民间修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不理想。“1984年的文件是文化系统内部文件，民间寻谱仍不能端上台面，就算宗族想修谱，开始也只能靠海外宗亲组织出钱、政府出头支持。本地人出头是会担风险的。”李吉回忆。
1995年，四川一位农民非常热衷续修自家家谱的农民被公安机关以搞封建宗族活动为由逮捕。李吉拿出国务院的有关通知致函公安机关，他才被放了出来。
李吉认为，“南方的宗族观念比北方更强烈，家谱毁坏程度也远不及北方。他们修谱一般出于两个心理：一个是光宗耀祖，一个是为后世积德。”
在社会史研究领域，评判一个地方宗族制度是否发达的标准主要有祠堂、族产、家谱三项。与南方很多地方以祠堂、牌位等系统的祭祖方式相比，北方一些地方是供奉比较简单的祖先图像。
“编修家谱尤其是创修需要有经济基础。”陈建华说。
此外，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就是“家里出了名人”，“比如省长甚至镇长，为了光宗耀祖修家谱，那绝对是不差钱。”胡德说。
比如他曾参加江苏武进一个张姓家族的颁谱仪式。该家族共104人，出了好几位厂长、镇长，仪式上很多人来捧场。
正式的颁谱大会上，众人按照家族辈分，上台签字领谱。签字时要签署一份“公约”，明确规定要把家谱保管好，如发生遗失、虫咬或私自变卖，都有相应惩罚。
“是否举行颁谱仪式与该家族在当地的地位和经济条件有关，”胡德说，比如仪式前要连唱三天戏，晚上还要在稻谷场上放电影，经济条件差些的也许只聚在一起吃顿饭。
修谱的生意
随着民间修谱意愿的高涨，修谱逐渐商业化，成了一门生意。
成毓升家的山西尚知堂家谱坊创建于1980年。那时他父亲在创业浪潮中从纸浆生意做起，“做纸浆，要收废品，这过程中就不断收集到了许多老家谱。”成毓升向本刊记者展示着当初收来、如今已破烂不堪的旧家谱。
“人们听说你手里有收来的谱，就跑来借去看有没有与自己家相关的。可很多时候看不懂。我父亲是北师大毕业的，人们就来求助于他，他也乐意帮忙修谱。渐渐地口碑相传，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他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还很贫乏，前来求助修谱的人无以为报，于是背来米、面，甚至烧酒。成毓升的父亲因此觉得这门手艺做下去，“家里的生计一定不成问题”。
如今，成毓升提出“幸福定制”，为客户量身打造家族故事。“我们修谱虽然是生意，但是没有定价。”
在北京中关村，同样做家谱生意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创始人涂金灿的电话也总是响个不停。
“最近几年家谱大热，业务根本做不过来。”热衷于修家谱的人多是离退休的老人，“北京有200多万离退休老人，很多人都有这种家族文化情怀。”他对本刊记者说。
“尤其是2000年以后，民间修谱大热。一个企业家不修谱，村里老人家都会给你找麻烦，挣了钱你为什么不修谱？”李吉说，仅在常州市300多个姓氏中的280个都修了家谱。
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对把家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内容，显示出越来越高的热情。
在仅0.3平方公里的无锡惠山古镇，政府投资25亿元，对118个祠堂和81个姓氏文化进行修复。
“以1993年为界，这之前上海图书馆每个月只能收到一两部家谱。”胡德总结说，“现在每月都能收到几十部。”
谱牒文化大热，民间修谱热情高涨，看似大好的形势，李吉却仍有所担忧，“谱牒是专门的学问，过去有谱师，现在大多是退休的中学语文老师。毕竟不是专业人士，知识储备参差不齐。”
而比续谱存伪更严重的问题，是国家谱牒研究的断层。“学校没有这样的专门机构，学生也不爱学。我们老一辈学历史出来的半路出家做谱牒研究，晚年有了一定研究成果却无奈后继无人。”李吉感慨道。
曾经轰动一时的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如今也名存实亡。“其实1992年我们已经不再展开实质性工作，民政机构每年要我们有20万元才允许活动，但我们没有资金。”李吉说，“研究会没有了，从事谱牒研究的老一辈也快死光了，刊物停办了。其他地方也不愿意弄这个，太麻烦。”（于晓伟）
